不要轻易忘却苦难与伤痛,它往往是一个不畏磨难的民族坚实生命的见证。
30年前,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降临天津,但灾难没有压倒天津人民。信心、爱心和顽强的生命力,在满是瓦砾的街道中温情地连接着、蔓延着。
30年后,我们走访当初奋战在抗震救助和恢复重建一线可敬的那些人,重温一座遍身伤痕的城市从悲伤复归希望,从残垣断壁复归繁荣家园的感动———
唐山大地震天津市和平区、宁河、汉沽等地也成为地震重灾区。在生死考验面前,天津卫生战线上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在第一时间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仅地震当日就派出19批医疗队。据统计,天津市救治伤员139693人,其中重伤员30672人。
展双臂一名护士守3个婴儿手
挽手50名孕妇扶梯逃生
“在上级还没来得及组织医疗救护的情况下,当地震发生的瞬间,许多医护人员,从坍塌的房屋瓦砾中爬出来,顾不上看一眼逝去的亲人面容,顾不上救护自己的家人,顾不上身上流血的伤口,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展开救助工作。”曾经参加当时医疗救援队的卫生局张愈局长介绍说,当时还有一些年届六旬的老专家,在交通阻断的情况下,穿着拖鞋徒步走到医院。
凌晨3点40分左右,一中心医院的妇产科里,刚刚结束了一个剖腹产手术。当夜值班的孙凤兰和同事正在准备转天的手术器具,望着窗外,乌云密布。“是不是要下雷暴雨了。”孙凤兰正在疑惑,突然有两只老鼠跳到她的脚面上,还没等反应过来,房屋就开始摇晃起来。
孙凤兰在摇晃的楼道里奋力向前冲,婴儿室里,值班护士都展开双臂,一个人趴着三张床,护卫着那些懵懂无知的小生命,而病房里早已经乱成一团。“大家别慌,维持秩序。”孙凤兰的声音淹没在了哭喊声中,一些连衣服都来不及穿戴整齐的大肚妈妈们,已经拥挤着向楼道冲。
“大家不要挤,不然都摔倒,就出不去了。”在孙凤兰的带领下,这数十个“大肚子”虽然哭着喊着,但是大家的手却互相攥得紧紧,这支奇特的队伍,顺着消防楼梯一步一步向外疏散。队伍后面,大夫、护士们每个人手里抱着三个孩子,挪动着前行。
“前三天,几乎所有大夫护士都没合眼。我们和医院后勤工人们一起动手,自己和泥搭临建棚。”张美荣大夫回忆说,一些完全能顺产的孕妇被疏散回家,但是还有四五十个孕妇还需要住院。“生孩子可不挑时间啊。 28日当天就有生产的。没有正规的手术室了,就临时围上一圈塑料布。还支起大锅作为临时的医院食堂。大家都是连轴转,脑外科的王主任一天一夜做了8个手术,我们这里有医生一下子接生了14个孩子。”
“老书记已经被埋在了瓦砾中,但是当时住院所有的婴儿和孕妇全部安然无恙。”张美荣说,“有一个我们医院的护士也生产,起名字就叫‘抗震’。”
光膀子围橡皮裙紧急施救
睡地下饮河水吃饭无保障
30年前,在天津市卫生局秘书组工作的李建国和同事们还没从地震的恐慌中恢复过来,就从宿舍里跑出来抓起办公室的电话开始联络各个医院,询问伤员情况。此时,是凌晨4点左右,余震不断。
“ 28日上午,整个的指挥系统已经形成。”李建国说,卫生局成为当时抗震救援工作的重要主体。上午数小时里,抽调了医药公司、商委的同志,还从交通部门调集了二三十辆吉普车归卫生局指挥。
相关部门积极组织医疗救援队,各个医院的医护人员都积极报名。地震后几小时,市区、郊县和驻津部队,已经向重灾区陆续派出19批医疗队,有1141人。 19日当天,当时市卫生局的张正明副处长带领着由儿童医院、胸科医院、口腔医院和天津医院组成的医疗分队开赴唐山。
张玉华是当时儿童医院医疗队的队长:“当时主力队员们都是19、 20来岁的姑娘、小伙子。每一个医生已经都变成全科的医生,尽最大努力救治伤员,成了唯一的目的。”
派往宁河、汉沽这些天津重灾区的医疗队也于地震当日出发了,主要配备以骨科为主。有一些医生,连白大褂都来不及换,从食堂抓上几个馒头,就带上医疗器械出发了。
交通破坏严重,医疗队边前进边救治伤员。在沿途一些临时搭建的医疗棚里,有的医生是光着膀子,围着橡皮裙,在紧急施救,医疗器械就在“手术室”外,在烧开的水里进行消毒。有的医疗队的救治器械还没到灾区,沿途就已经消耗殆尽。
宁河大桥已经断裂,救援队被阻在河岸上。不少队员是举着药品器械趟过河的。“到达的8天,大家每天休息可能也就有限的几个小时。”当年的队员回忆说,大家走村串户,一家一家去抢救伤员。
很多医疗队席地而眠,在帐篷里塑料布铺在地上,困就往上一躺。有的还把床单绑在两棵树上,做了一张吊床。最初的几天里,队员们吃的不能保障,最艰难的还是没有水喝,实在渴极了,浑浊的雨水、河沟水也下了肚,自然也就有一些队员开始发高烧、泻肚子。
支撑下巴勉强打盹站着休息
躺在地上误被当作遇难尸体
汉沽也是地震重灾区之一。曾在汉沽一中院救护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至今难忘那些战斗在“前线”的日日夜夜。
“一开始,我只是给外伤者缝合伤口。当时没有麻药,有一个伤员头上一条大长口子,需要马上缝合。我用水冲冲,就开始缝合手术,每缝一针,他就吸上一口气,缝完他就走了,虽然没有什么其他药品,后来居然奇迹般恢复健康。”后来伤员越来越多,这名工作者也站到了临时的手术台上,“一上手术台,基本上就是一天一夜。连吃饭都是在手术台上,旁边有人喂几口,困了就把手放在胸前,勉强打个盹。我三天三夜没回家,都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当时有个姓孙的医生工作太劳累了,躺在地上就睡着了。醒来以后,发现自己周围都是尸体———原来,自己也被当成地震中的遇难者了。
地震来得突然,医疗器械不足的问题很快凸显出来。医护人员开始开动脑筋,竹片、木棍、麻绳都用上了,开始自己制作牵引架、吊带、小夹板……
10月中旬,天津医院80名医护人员在宁河建立野战医院。当年的宁河野战医院医疗队队长李淑静告诉记者,当时设立的救护队、救护站、救护医院三级救护网,在科学的管理下,发挥了很大作用。野战医院还恢复了3级查房、主任会诊等制度,确保没有一例医疗事故的发生。同时还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截瘫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针灸、按摩、手术……土洋办法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
李淑静介绍说,医疗队不但负责救治伤员,还要组织宣传基本的防护知识,同时作好灾区的防疫消毒工作:“正是这样的努力,我们做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连苍蝇、蚊虫都很少见了。”
为了更好地治疗伤员,天津向安徽、陕西、河南等省市转运了4475名伤员。一次,一位天津的医护人员在到达陕西西安后,上街去买生活用品。“你们是天津来的吧。”卖东西的商贩听出了口音,怎么也不收这个医护人员的钱,非要把东西送给她。还有一位同志开车出去办事,因为不熟悉道路违章了,被西安的警察拦了下来。当看到这个同志胸前佩戴着“天津民兵”的徽章时,了解一些情况后,警察就放行了车辆。
老馆长带队转移文物
苏德英时任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整幢楼房都是晃晃悠悠,砖头不停地往下落……由于当时抢救及时,加上之前做了一些防震措施,博物馆里的文物基本没有什么损坏,这是全体馆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呀!”
苏德英,原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7月24日已是两鬓斑白的苏德英老人坐在自家的小院里回忆起那场大劫难时,让他感到高兴和欣慰的是,国家的“宝贝”没有受到损坏,馆员也没有一人受伤。
原来的天津艺术博物馆就在和平区解放北路上,是一幢法式建筑,楼顶上还有一个凉亭。有馆藏文物、资料近4万件,包括绘画、书法、铜器、陶器、玉器、砚、墨、漆器、天津民间艺术品以及有学术价值和保存价值的现代艺术品。
“ 1976年7月27日凌晨3点多,房子突然晃荡得厉害,我还没睡,感觉整个房子都飘了起来,桌上的茶水也洒了一地,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地震了……”
苏德英说,他急忙往外跑,一心就想的怎么能在第一时间赶到博物馆,尽快地组织人员去抢救文物。
当时余震不断,楼房上的砖头不停往下落,楼群密集的地段都不敢过,只能绕道走,苏德英顺着气象台路走,拐来拐去,又绕到了吴家窑大街,来到成都道的时候,抢救伤员的、扎绷带的已经不少了。
一路小跑赶到博物馆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苏德英格外紧张:博物馆楼顶上的小亭子已经垮塌下来了,架子七零八落的横躺在马路上,搬开一根横木,苏德英急忙钻进屋里查看文物。一楼展厅以历代书画为主,二楼展厅主要有漆器、石雕、泥塑等天津地方民间艺术,三楼主要展出古代文物。幸好博物馆的主体建筑依然完好,绝大部分文物并没有受损,只是一楼展厅里的一个柜子倒下,刮坏了一张书画。此时,余震仍不断,展厅里的文物仍在晃晃悠悠……立即转移文物!一场惊心动魄的救“宝”行动开始了。
“我到博物馆不久,馆里的其他同志也相继赶来了,总共有30名同志参加抢救文物。我记得很清楚,有个讲解员是位女同志,当时她还在生病,我们劝她先休息一会儿再搬,她不肯,满头大汗仍不停从二楼往地下室的库房搬运文物,直到搬完才肯去休息。”
在抢救文物过程中,余震仍在继续,从二楼三楼搬到地下室的库房还有一段距离,有时刚走楼道余震又来了,有的同志就干脆躺到地上,把文物放到自己的身下,用身体护住文物,余震过后才走动。
苏德英说,经过30多名馆员的努力,在28日当天就把陈列室里所有的文物都转移到安全地带了。
“刚刚地震,外边秩序比较混乱,为了防盗防抢,博物馆必须24小时值守。当时我和政工干部高增林属于‘单身汉’,家属都没在天津,我们两个人就把垫子搬到博物馆里,晚上就睡在博物馆的过道里,直到1976年11月15日,博物馆恢复正常了才搬回家住。”
废墟里救出俩战友
孙学江时任解放军驻唐山某部连级干部
1976年是孙学江参军的第6个年头,当时他23岁,所在的部队就驻在唐山市东矿区的赵各庄。
7月25日下午, 53岁的孙学江在东丽区他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时不时抹着眼角的泪花。他说发生地震后,他幸运地从一堆废墟中爬了出来,并投入到抗震救灾中,成为十万救援大军中的一员,这是他一生的光荣。
孙学江说,他平时睡觉就比较沉,加上那天晚上很晚才睡,发生地震时自己并没醒来。“不知是过了多久,我蒙蒙眬眬中似乎有雨点落到身上,感觉不对劲,抬头一看,哎呀!怎么露着天呢!原来二楼和三楼全都没了,只看见楼顶的一块四孔板被折成一个‘人’字形,恰好就架在我的头顶上。我缩着身子去推开门,可门没打开。我慌忙从折断的四孔板空隙中钻了出来,身上被划出了许多血道道……”
“从废墟中爬出来后,整个人全蒙了,我突然想起两个战友李彦成和郭惠光,就跑去救他们。我大声叫喊,但无人应声,当时急的直想哭!”
“此时,一连有个指导员带着6名战士赶了过来,我们把礼堂西面一间房的墙凿开一个洞,钻进去找李彦成。李彦成挺机灵,一发生地震他就钻到床铺底下,躲过了一劫,但也被床杆戳伤,一根棍子插进他的脚心,鲜血直流。郭惠光则被埋在废墟里,地震时他刚刚从床上坐起来就被压倒了,整个腰椎被砸断了,被救出来时他还说了一句‘同志们都出来了吗?’把他们送到卫生队救护场———团里的大训练场,此时,这里已是一片忙碌了,拄着拐杖的、相互搀扶的、用担架抬的、由战士背的———附近的群众都集中到大操场上。”
孙学江说, 7月29日,他和战友们刚刚从废墟中爬出来,还没缓过神来便接到了上级的命令,同十万大军一起开赴唐山市区参加抗震救灾了……
统一抢修全市受损房屋
孟庆铎时任天津房管局计划处干部
在天津房管局工作了40多年的孟庆铎老先生,对30年前那场地震记忆犹新。
1976年7月27日晚上,大地震前的平静让这个夏天的夜晚并没有显示出多少异样。 37岁的孟庆铎和妻子刚让孩子们睡着觉,就感觉到自家二楼地板剧烈震动。孟庆铎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地震带来的是这个城市解放后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灾后重建工作。
据孟庆铎和同事们当时统计的数据, 30年前的地震使天津市受灾房屋面积达到一千万平方米以上。受灾面积之大,让市房管系统面临着空前的抢修压力。
“我们当时都是不分昼夜的工作,市房管局立即成立抗震抢险指挥小组,对全市受灾房屋的排险抢修,统一部署规划。”
孟庆铎先生当时在市房管局计划处,参与当时房管系统抗震救灾组织工作。
“天亮时我骑着自行车从河东十一经路往新华路走,一路上看到倒塌的房屋和受伤的人们。我们当时就意识到,这是天津市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我们当时接到任务,要用最短的时间把天津市房屋的受灾情况用照相机拍下来,有倒塌的,断裂的,有的光是塌了一面墙的,不同的建筑材料的房屋,受损程度不一样。全市各区我们一共拍照拍了十天。”
据当时孟庆铎和同事们的调查,最后统计的数据是天津市受灾房屋建筑面积在一千万平方米以上。当时天津市的房子大多是砖木结构的,混凝土结构的比较少,房屋倒塌得比较厉害。“我们还要统计楼房倒了多少,平房倒了多少,钢筋混凝土的房子倒了多少,砖混结构的倒了多少。这些都是宝贵的数据,对后来新建房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孟庆铎说。
排险、加固,清除残垣,灾后重建,规划新的市民居住区,一系列的艰巨工作要求房管工作人员去完成。可是当时的受灾面积太大,单单靠人力远远不够。添置运输工具、施工设备就成了当务之急。
“因为当时是供给制,吃穿住用都是国家统一供给,市民住的房几乎全部都属于公有房,房屋的维修和新建全部是房管局负责。震后市政府调拨了大批经费对受灾房屋进行维修和新建。”孟庆铎说,“当时我负责这笔经费的支出。最急需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卡车、吊车等大型机械设备,就从日本等国家进口。当时天津市大部分施工设备都是那时候我们用这笔经费购进的。再加上外省市支援部分设备,实现机械化建房,灾后重建工作就这样紧急启动了。”
“现在的河西区大营门、树德里,和平区的华盛村,都是当时重建的居民区。还有现在的体北居住区,也是在当时建起来的。主要是因为在受灾原址建房屋,不可能再建成原来那样小的房子,要考虑到以后的发展。比如和平区,居民居住比较集中,就迁出一部分到体北去住。所以后来河西区体北居住区的主要住户都是原来和平区的居民。还有红桥区的丁字沽、南开区的天拖南、河东区的中山门,当时建成这样的‘片’有十几个。”
30年后,孟庆铎老先生现在已经67岁高龄。他说, 1976年的那次地震几乎让天津市的住房发展陷入了解放以来的最低谷。值得欣慰的是,成功的灾后重建又让这个城市焕发了生机。
电话指挥排除线路故障
钱国忠时任天津电网值班调度员
地震发生那天,钱国忠作为天津电网值班调度员,像往常一样在调度室内值夜班。凌晨3点多,突然大地发出一阵闷响,调度大楼抖动起来。钱国忠一下子重重地摔倒在地板上,与此同时,耳边一声巨响,随之大楼又震颤了几下。
几部调度电话铃声大作。听筒里传来发电厂、变电站值班员的声音:“××线路××保护动作掉闸,重合不良……”重要用户从电话里传来惊慌失措的声音:“我们这儿双电源都没有电了……”
停电会给化工厂、炼钢厂、铁路和电台等用户带来巨大的险情和危害。
钱国忠当即决定:将所有掉闸的线路都试送一次。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地震,调度通信台上来电话的指示灯几乎都亮了。钱国忠回忆说,当时自己先接重要厂站的直通电话,后接用户的市话电话。下令时自己果断而又镇静的声音使对方也逐渐镇定下来,沉稳而又冷静地处理一条条线路故障。
两分钟后,部分重要用户的供电恢复了;不到一小时,铁路、电台、自来水、钢厂和塘沽区的供电也恢复了。就这样,由于坚守岗位、沉着冷静地指挥电网的事故处理,这个普通的值班员将直接调度范围内69条掉闸的10千伏配电线路中的56条试送良好, 7条35千伏掉闸线路和5条110千伏掉闸线路试送良好。由于正确及时地处理电网故障,避免了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更大的损失。
由于广大电力职工冒震坚守岗位,奋力抢修,当天上午就恢复了市委党政机关、通信、报社、食品加工厂等重要用电单位的供电。发电设备经电力职工夜以继日地抢修,于8月31日恢复了正常发电。
加入抢险队搭盖临建房
王福长时任天津运输五场总务科职工
运输五场老工人,前抢险队队员王福长今年64岁, 30年前,王福长老人已经是天津运输五场总务科维修组的骨干力量。 1976年地震前夕,王福长搬进了单位在大沽路上的宿舍,红光大楼一楼的一个独厨。
7月28日凌晨,先是上下颠簸,接着左右摇晃的巨大震感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
地震停止后王福长摸着黑拿起雨衣,走到宿舍楼外的空地上。这时邻居们也都跑到了楼下,周围一片漆黑,天还下着雨。等到天亮,他把两位老人安排在一处简易的木制房子里,便匆匆赶回了洞庭路上的工作单位。
他说自己还有另外的20多人组成了一个抢险队,从7月29日起,运输五场抢险队开始了将近半年的到处搭临建、修房的灾后重建工作。
当时的运输五场是个有着几千人的大单位,这么多人,自然住所也就分布在天津的大街小巷,但只要是单位里的职工的住房被破坏,或者是找不到暂时的住所,都可以到单位里登记,抢险队的队员就每天蹬着三轮,到处去给同事盖临建。
“和平区昆明路的房子倒塌的特别严重,我们有几个同事家就住在那里,虽然他们住的房子不是单位的宿舍,可当时根本也不分是不是该单位里管的房子,只要是在单位登记的,就排着个修。抢险队的队员就只想要尽快给那些没地方住的同事盖上临建,不能让一家老小睡马路。”在抢险队里几乎都是跟王福长年纪差不多的工人,也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可就是这样,他们每天都是加班到晚上,直到没有了光亮看不见了,才回家休息。
“那时候条件可没法跟现在比,到各家各户去修房的材料单位给准备,成批的塑料布、竹竿、铁丝,每天早上到单位领料,然后骑着三轮车,拿着地址就奔人家去了,饭都是自己从家里带的,单位有熬好的绿豆汤,盛在军绿色的大保温罐里。”王福长还在纸上画出了一个当时他们给职工搭建的临建房的图纸,“用砖垒两个半米高的矮墙,然后用铁丝把竹竿固定在砖墙里面,上面铺上塑料布,有的挂个门帘,有的还能找扇门,我们当时搭的临建不仅不漏雨,还不怕刮大风。”
1976年11月,震后的一次比较大的余震,再次破坏了一些房屋,王福长和他的抢险队始终没有解散,从大营门到昆明路,从马场道到王串场,王福长给百余户同事修理过房屋,搭建了临建房。
1976年12月31日,王福长的大儿子出生了,当时王福长还在给同事修房,妻子在河西医院住了半天院就回到了家里。“抢险队直到春节前才解散,过了1977年的元旦,抢险的活还是特别多,很多家的房子还需要修,好多家窗户的玻璃还都是破的,那时候,真是忙,可大伙干得特别有心气,直到1977年2月初,快过春节了,单位同事家的房子都差不多修好了,抢险队就解散了。”王福长已经退休了,因为身体不好,说话的时候,不是很清楚,可聊起在抢险队的日子,老人显得特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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