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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陕西省华阴市高家村59岁的村民董生鑫领着记者来到村旁一块名叫鹿泉的高地。华阴市2003年8月遭受特大洪灾至今，董生鑫和乡亲们一直向往在这块远离洪水的“安全岛”上迁建新居，但他们的搬迁梦却年年落空。
随着渭河流域又一年汛期来临，华阴市灾后重建工作中出现的这一怪现象再次引起当地群众质疑：为何灾后异地搬迁安置工作进展如此迟缓？为何国家下拨的5906万元应急迁建资金“沉睡”至今未发放？
受灾农民盼安居应急资金“睡大觉”
2003年8月，罕见的特大洪灾席卷渭河流域，华阴市有11个行政村被淹没，3474户、1.379万受灾农民无家可归。洪水退后，当地政府提出对11个重灾村进行整体搬迁并请求国家支持。随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急件”将5906万元移民迁建补助资金下拨到陕西，按照户均1.7万元标准专项用于华阴市3474户受灾农民异地迁建安置。其中1.5万元用于补助农民建房；0.2万元用于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并规定用于农民建房的补助资金“不得滞留、侵占或挪用”。
56岁的华西镇罗西村农民郗新继清楚地记得，分洪时华阴市一位领导在渭河支流方山河河堤上拍着胸脯向农民保证：“水退后每一片瓦政府都会补偿。”如今洪水退去后的第三个汛期又到了，农民仍没有得到这笔建房补助。
今年2月，根据群众反映，发展改革委调研组赴华阴调查后发现，这笔“应急资金”竟然一直“躺”在各级政府账户上“睡大觉”。其中4718万元在陕西省财政专户，938万元在华阴市财政局，250万元下拨给了负责搬迁安置的华阴市移民局。到今年7月20日，发到受灾农民手中的建房补助资金只有51.9万元，不足国家下拨资金总额的1%。
负责搬迁安置工作的华阴市移民局解释说：这笔迁建资金不是救灾资金，使用原则是“不迁不补”。现在大部分受灾农民不愿搬迁，所以不能发。
据华阴市移民局介绍，2003年洪灾后受灾农民都表示愿意搬迁。但2004年，市里对3474户受灾农民搬迁意愿进行调查，收回调查问卷2559户，其中愿意搬迁的仅有699户。2006年3月，市里再次调查时，原来愿意搬迁的699户减少为139户。
华阴市一直强调，不能违背群众意愿搞强制搬迁。但有的受灾农民却披露了这样一件事：为“配合”市里的工作，2004年，华西镇组织人员统一替受灾农民填写了搬迁意愿调查表，“表示不愿意搬迁”，为上级决策提供虚假信息。
让流离失所的受灾农民尽快安居是当地政府的职责，但华阴市有关部门却在灾后搬迁安置工作中“打太极”。2003年底，发展改革委就将5906万元迁建资金下拨到陕西。但直到2004年8月，华阴市才拿出首期工程实施方案。10月，华阴市开始建设首期迁建工程，仓促规划了3个安置点，此后半年时间，只垫起华西移民新村安置点110亩地面，另外2个安置点至今仍是“画饼”。华阴市报批的3474户受灾农民异地搬迁安置计划，建设工期为2003年至2004年。从2003年10月至今，在长达30多个月的时间内，华阴市组织搬迁建房的受灾农户只有52户。
华阴市一位知情干部说，市里没有科学、完善的搬迁计划，因此资金下达后未向群众宣传。后来在群众上访、媒体报道和上级部门追查压力下才仓促启动搬迁工程，“工作推一步动半步，资金发一发停一停。”
农民搬迁无着落市里忙着建大楼
与灾后受灾农民迁建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形成反差的是，华阴市由地方财政投资近1600万元建设的市委、市人大新办公大楼却迅速竣工。
中央规定，要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项目建设。确属必须建设的，需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而华阴市委、市人大超标建设的办公楼，仅经渭南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批准。渭河洪灾发生时，办公楼只完成了地基工程，灾后华阴市抓紧建设，2003年12月主体工程封顶，2004年11月竣工，2005年4月投入使用。
洪灾过后，上级曾要求华阴市落实堤防整治、道路建设等灾后重建地方配套资金1233万元，华阴市没有落实。受灾农民反映资金紧张、搬迁困难多，希望政府协助贷款，华阴市置之不理。而市委、市人大超标准建设办公楼，华阴市先后拨付资金1550万元。
“市里有钱盖楼，农民无钱建房。”由于信息不透明，一些受灾农民怀疑国家拨付的迁建资金被挪用，不断上访。华阴市一位老干部说，在多数受灾农民未得到妥善安置情况下执意盖办公大楼，这是对群众疾苦的麻木不仁。
华阴市计划搬迁安置的受灾农民中，许多人曾是为国家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农民，由于多次搬家和遭遇洪灾，不少人家贫如洗。7月14日，记者来到华西镇华西移民新村安置点，看到原本应当划拨给受灾农民建房的土地，被发包出去种上了玉米。有农民向记者反映，政府原来承诺的水、电、路等“三通”工程没有按时落实，在安置点吃的是苦咸水，走的是泥泞路，用的是高价电。许多原计划搬迁的受灾户看到安置点环境太差，开始等待观望不敢搬迁。
实事要办好解铃还须系铃人
国家下拨的应急迁建资金本是件暖人心的事，反而成为近几年当地干群关系紧张的焦点，成了窝心的“冰坨”。面对这一难吞的“苦果”，华阴市委、市政府在给上级部门的汇报材料中认为：最根本原因是“群众不愿搬迁”，最大的教训是“做群众工作不深不细”。
良坊村陈思宗等受灾农民说，不愿意搬迁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规划的安置点不切实际，一是安置点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洪高程，比现在的村址还低洼；二是选址没有从方便生产、生活出发，舍近求远，舍高就低。农民董生鑫说，政府规划的搬迁安置点是距村子不足100米远的一块洼地，1996年和2003年洪水来临时，最先淹没的就是那里，这不是搬迁是刁难。夫水镇托西村老党员李万玉反映，洪灾时托西村平均水深1.7米，华西村平均水深1.2米，政府安排我们搬到华西村移民新村，从防洪角度讲根本没有多大区别。
发展改革委调研组经实地调查后认为：华阴市制订的搬迁实施方案可行性差，安置点滩面高程低于曾被洪水淹没的现有村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受淹问题。同时，华阴市在重建问卷调查中设计了几个与国家政策相背的选项，给异地搬迁也造成不利影响。
发展改革委调研组还查实，华阴市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在受灾农民异地搬迁安置工作中存在失误，遇到困难后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问题，而是一直拖着，致使工程没有进展。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指出，干部不能以尊重群众意愿为借口诿过卸责。一味强调受灾农民不愿搬迁客观理由，不积极主动化解影响群众搬迁的实际困难，就不是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就难以赢得群众的信任。
受灾农民苦等、苦盼近3年了，国家几千万元迁建资金还要“沉睡”到何时？受灾农民的搬迁安置问题何时妥善解决？人们期盼当地政府能及早给出一个答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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