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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必须坚强”
“人生不是要坚强，而是必须坚强”，说这话，刘忠德有感而发。在他所坚持的文化导向中，有两个关键词：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
刘忠德几次提到自己在解放前的经历。很动情。
《悲怆的黎明》是刘忠德的作品，讲述了一群东北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奔赴战场，最终只有一人幸存。故事中惟一幸存者林梅的原型就是刘忠德。
刘忠德：我们都是从革命年代过来的，都是革命后代，我出生在东北，父辈1945年参加革命。我受父辈的影响很大，1948年参军，当时，我们几个小伙子穿上军装奔赴战场，可最后就剩我一人回来了，你想想，当时有多痛苦！
刘忠德经常说，自己这代人对党、对国家的感情极为深厚。
记者：你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吗？
刘忠德：我就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才入的党，共产党是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但要读懂马克思主义，并不容易，有的人连马克思主义的ABC都没有读懂，还大谈马克思主义，是很可笑的。马克思主义伟大到什么地方？资本论，剩余价值那是科学。不久前，英国有个媒体搞了个民意测验，世界第一伟人是谁，很多人投票赞成马克思。他是第一伟人。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他说的共产主义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记者：你如何让孩子们也信仰共产主义？
刘忠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惟一的领导力量，只有她才能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大任，要让广大青少年认识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打算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其中，要让年轻人清楚，党是什么样的组织，还要让他们了解国旗、国徽、国歌的诞生等等。我们现在做了几件事，我们向北京市幼儿园捐赠《党的知识(幼儿版)》，这个书挺有意思，目的是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党是怎么回事，党旗象征什么，党是哪年诞生的等等。
“最讨厌附庸风雅、不懂装懂”
在任内，刘忠德是个强硬派，港台歌星占领荧屏的趋势被止住了，他手握行政令箭，开始文化体制改革。
刘忠德：1992年上任时，国内歌剧演艺市场处于难以想象的低潮。有一次我去某个城市考察工作，得知“一场歌剧，台上一百多人，台下只有七个人”。
使他下决心“抓”歌剧的是另外一件事。国内一位著名演员哭着说：“刘部长，我已经有八年没有演过歌剧了，您要抓一抓歌剧啊！”
刘忠德：我一听，八年啊，八年可以造就一个很好的歌剧演员，也可以毁掉一个很好的歌剧演员。我就找本子，但看了20多个本子，没有一个我喜欢的，于是我就自己写，可写歌剧是艺术，不是谁都能做的，但我的脾气是话说了就要做，我就下决心去学习。为了写我第一部歌剧《悲怆的黎明》，我把艺术学院的歌剧教材通读一遍，学完了之后，又有生活体验，这才写出来。
在夫人的协助下，刘忠德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收集资料，一个月写就《悲怆的黎明》，之后，剧本被搬上舞台，在北京和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上演了30多场，“场场爆满”。
但是，让这个老文化部长感到无奈的是，他自己很受感动并自认艺术价值很高的一些民族歌剧依然是举步维艰，票都卖不出去。
刘忠德：我们国家的这些大剧院，很少演中国的节目，场租十几万，中国演员能进得去吗？我最讨厌附庸风雅，不懂装懂，而很多人就这样，只要一听是外国演出，不好也好。比如“三大男高音”歌唱家，只有中国人这么称呼，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他们到北京前在首尔演，票价不到北京的1／10。现在外国人喜欢到中国发财，有钱的老板们不懂。有些人就搞些通俗歌曲，可看的人还以为是高雅艺术。
任期内，“歌剧等高雅艺术抓得不够”也是他的遗憾。现在，刘忠德在创作和排演歌剧方面下了很大力气。8月，他创作的中国剧《天鹅湖》就将在北京公演。
刘忠德：就当弥补任内的一个遗憾吧。
思想文化管理官员难当
中国的思想文化管理官员，总会陷入矛盾的社会评论，刘忠德也不例外。
记者：您如何评价自己？
刘忠德：我这个人，不“左”也不“右”，我就按事物的规律办事。
记者：你如何看待别人骂你？
刘忠德：第一不怕，第二还是不怕。前阵去澳门，还有一份右派杂志登了我的照片，有人开玩笑说，人家骂你“左”呢，我一看，发现里面什么内容都没有，瞎说一通。
另一方面，他坦承，在中国，宣传部长、文化部长是所有部委官员中最难当的。
记者：您当了6年的文化部长，还担任过中宣部副部长，曾经管理过意识形态工作，对这个工作怎么评价？
刘忠德：中国的中宣部部长、文化部部长，像人们说的，和美国的国防部部长，原苏联的农业部长一样，是各部门中最难当的官员。因为他涉及到要用什么样的精神引导工作，国家能不能保持稳定，意识形态工作做得怎么样非常重要。意识形态工作还涉及到国家的性质，国家要是变颜色，肯定是这个领域出问题，不是经济出问题。
记者：您当文化部部长时有些什么原则？
刘忠德：你必须带着问题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当文化部部长，必须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学习，来回答现实的问题，我刚上任时一般一个艺术门类要用一个星期去研究。文化圈很难对付，有人说宁带千军万马，不带八百杂耍。别说搞文化的倚老卖老，以专家自居，就是司局长们，你要让人家服气，只有学习。
刚上任时，刘忠德对每个艺术门类都花上七天时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听看各种资料，并进行思考。
这些系列的思考学习决定了他任文化部长6年间的相关文化政策取向。比如，对音乐，提倡民族的和高雅的，不反对通俗的，通俗的要加以正确引导，有限度地发展轻金属、轻摇滚音乐，反对重金属，反对无调性音乐。
记者：怎么理解主旋律？
刘忠德：主旋律是包罗万象的，可以用各式各样的形式，只要是对社会有益的都是主旋律。
记者：你的前任中很多是作家，如贺敬之、王蒙，而你不是，你怎么看？
刘忠德：我们要宽容对待别人，像我的前任后任，不能说后任骂前任，或者前任要求后任一定按照自己的模式去做，我只是文化部领导接力赛中的一棒，只要自己尽心就行，别人怎么跑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去干预。另外，在管理工作上，很难说，谁就是内行，谁就是外行。
“国家大剧院这事，我提过四点意见”
从个人经历到国家文化大事，刘忠德几乎没有保留地悉数道来。在他任内，国家大剧院的上马是一件大事。
记者：您本人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专业毕业的，对国家大剧院的总体设计有何看法？
刘忠德：我现在还是国家大剧院领导小组的成员，但从开始到现在，我一次会议都没参加。我想，领导小组里就我学过点建筑，参与设计讨论的建筑专家不是我的老师就是同学，我去了不好。后来老是有人问我，你自己是学建筑的，怎么把大剧院搞成那样，这个黑锅我一直背着。
记者：国家大剧院上马经历了怎样的决策过程？
刘忠德：大剧院开工建设之前，周总理争取了38年。我刚到文化部时，就开始弄这事。当时全国人大想在这块地上建人大常委会，后来没成。到了1997年底，国家大剧院立了项。我去欧洲考察，回来之后我看到四条意见：第一，由北京市设计单位设计；第二，由北京市的施工单位施工；第三，作为国庆50周年的献礼；第四，建成后归北京市管。
这四条，我一条都不同意。第一，像这种国家大项目，要采用国际招标，国际招标倒不一定由外国人来做，而是便于掌握行情；第二，国家大剧院是国家级的，它的施工必须向全国招标；第三，像这样一个工程，建成起码要花5到7年，没法赶在国庆50周年之前建成；第四，我建议建成后由文化部管。
后来的事，刘忠德说，自己就不管了。
出任国际儒学院院长是归宿？
可以说，刘忠德的大半生在和文化打交道，他还是许多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在这些头衔中，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主席的称呼，引人注目。
因为儒联的关系，他又多了一个头衔，受聘出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院长。
记者：您又要和孔夫子“打交道了”，而以前孔夫子的地位可不像现在这样高。
刘忠德：现在咱们国家和民族能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和文化遗产是不容易的。
记者：有人提出，儒家学说的地位要得到提升，应该作为指导思想，您怎么看？
刘忠德：儒学界里，确实有人这么说过，但这是不行的。我们当今的社会虽然文化内容是多元的，但文化指导思想只能是一元的，只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做这个工作政治性很强，要把握住正确的方向。我们过去可能认为一些传统文化是糟粕，今天可能恰恰是精华，儒学中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
至于出任儒学院院长是否是归宿，刘认为不是。
刘忠德：只要我还能工作，就要做我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朝自己所认为的正确文化方向上努力。
这段时间，他和夫人牛静共同创作的中国剧《天鹅湖》正在紧张的排练，“8月23日公演，以后还要到日本去演” 。
刘忠德：有的人说，年轻人是垮掉的一代，我说中国年轻一代是充满希望的。他们思维敏捷，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当然也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问题是年轻人在灵魂深处对传统文化的疏远，当然问题不在年轻人自己身上。我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成立了一个华夏文化振兴基金，让民族艺术向青少年开放。今年暑假在北京的中山音乐堂将有100场音乐会和京剧演出。
2006年，华夏文化振兴基金向北京市所有幼儿园捐赠了《党的知识(幼儿版)》万余册。
他说，他喜欢年轻人，他们是国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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