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瑞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功能不断完善，供电、供水、交通、通信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明显加强，已经成为赣南、闽西、粤北的商业贸易重要城市。
古树遮蔽下的谢氏宗祠至今仍是叶坪最显赫的建筑。走进祠堂，我们看到，沿着两边的墙壁，用木板隔成了15个小房间，里面仅容一桌一床。讲解员说，这就是当年共和国各部的办公室，里面的一切都是按当时的样子摆设的。
毛泽东曾对各部的领导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办公室是小了点，其实，我们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干的。记得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吧，室雅不在大，办公室有张办公桌就行。我们的办公室，主要应该在田间地头，在军队战场，在实际工作中，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办公室。在我们苏维埃政府里，只有人民公仆，只有革命的实际工作者，容不得官僚主义。
中央政府总务厅专门发出通知，要求注意节约。比如点油灯，国家领导一级的工作人员办公规定点三根灯芯，部一级的只能点两根，一般的单位只能点一根，不能违规。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尤其注意节约，每当他看到油灯里有三根灯芯，总是要弄灭一根。这则故事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出现在小学课本里。
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明确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职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款额在500元以上者，即处以死刑；500元以下者，依款额多少分别处以5年以下的监禁和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同时没收其本人全部或部分家产，并追回赃款。 记者从一些档案材料中发现，苏维埃共和国创建之初，便开始了监督国家机关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等现象的群众运动。国家工农检察部还特意组织了反腐败突击队和反腐败群众法庭，让一切有损公仆形象的行为随时曝光。年轻的人民政权也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一个月，“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7万人就在宁都起义，使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猛增到6.7万人。 被迫长征，红色政权沦为“马背上的共和国”
毛泽东在瑞金写下了不少光辉著作。记者发现，仅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就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4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只有动员、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等经典之论就是在这些著作中首次阐发的。
然而，这些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智慧光芒，这些至今仍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却没有被当时主要领导人所关注和重视。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前两天所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在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一年之后的宁都会议又排斥毛泽东对军事的正确领导。
1932年10月26日，因病在长汀福音医院治疗的毛泽东被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正式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失去了对自己亲手创建的这支队伍的直接领导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三个月后，曾口口声声斥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山上的苏维埃的理论”的临时中央便无法在大城市立足，不得不从上海搬到瑞金。这些人的到来使毛泽东的日子更不好过，借批判所谓“罗明路线”，把矛头直指毛泽东――这位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被完全架空。福建的谭震林、张鼎丞、陈潭秋、李坚真，江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大批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苏区干部遭到无情批判和残酷打击。
1933年10月初，一艘货运小船把一个德国人偷运到中央苏区，尽管这位名叫奥托·布劳恩或李德的人既不精于军事又不懂中国实际，但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却将他奉若神明，把指挥大权拱手相让。正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这位洋顾问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瞎指挥，使得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败再败。看到一批批红军将士倒在血泊中，彭德怀骂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痛！”
1934年4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南大门――筠门岭被国民党攻占，5月，建宁、永安、连城等县相继失守，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只剩下瑞金、于都、会昌等三四个县。以党政军为一体的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率8万6千人的红色大军撤离红都瑞金等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此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
残阳如血，秋风瑟瑟。长征就这样开始了。陈发姑还记得送丈夫远行的那个秋夜特别凉。(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