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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层影响大学生的人生选择
社会阶层的分化正日益影响着大学校园宁静的生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志英领衔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课题组发现，社会阶层分化对大学生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观产生着深刻影响。
课题组将社会人群划分为9个阶层：工人，农民，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地级以上机关、事业单位等处级以上干部、县乡科级以上干部、军队团级以上干部)，教师和科技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
课题组向北京10所高校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发放了3200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887份；同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戏曲学院和中央财经大学进行了个别访谈。
家庭出身不同，学习目的也不同
贫困生在毕业时，很大一部分人选择进入社会工作；而来自富裕阶层的孩子，更多考虑的是进一步深造。课题组发现，“自己不能成为富人的孩子，也要使自己的孩子成为富人的孩子”已成为一些贫困生的名言。
在选择工作的标准上，大部分个体户和自由职业家庭的大学生最关注的是兴趣爱好。来自下岗工人家庭的大学生多数关注职业风险度。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的大学生更多关注专业对口度。大部分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家庭和自由职业家庭的大学生则更关注社会声望。而农民、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大学生关注的主要是收入问题。
在学习的主要目的上，来自农民家庭的大学生看重的是“接济家庭，报答父母”。大部分下岗职工家庭的大学生则专注于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出身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家庭的大学生中“报效祖国”的比例最高。
对“金钱是人生幸福的决定性因素”的说法，从家庭背景的影响看，“同意”率最高的是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不同意”率最高的是来自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其次是来自农民和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
社会分层带来大学生不同的生活态度
李志英说，社会分层带来大学生不同的生活态度，在贫困大学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大多希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自己家庭的处境。
调查发现，贫困大学生的生活态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消极型。曾有一个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进校后心情郁闷。他还萌发过出家的念头。
第二类是激愤不满型。一些大学生说，现实很不公平，农村家庭如果没有一个孩子考上大学，整个家庭就绝望了，没有希望。
第三类是积极融入社会型。他们通过努力拼搏改变自己的命运，得到社会阶层提升。有贫困大学生说，自己的愿望就是通过努力读大学，得到好的社会地位，提升家庭阶层。
富学生和穷学生互相看不惯主要发生在低年级
调查显示，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大多这样评价来自富裕家庭的大学生：“个人生活大方，但自私，高高在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必为金钱而整天奔波忙碌，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生活条件优越，穿着鲜艳，流行。”“上网，购物，乱花钱，生活浪费，学习不努力，高傲自大。”“富裕生追求品牌效应，在吃穿用上较为奢侈，不能对贫困者给以鼓励，反而嘲笑那些为生活奔波打工的同学。”
而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在评价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时，大多使用“自卑”、“孤僻”、“内向”等字眼，认为“他们的终极目的太低，太庸俗化，只是挣钱、报父母恩之类，而没有挖掘自我潜能”。
无论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还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自我评价一般都比较高。如贫困家庭学生大多认为自己“肯学、踏实、勤俭节约”等，而富裕家庭的学生则大多认为自己“乐观开朗”、“活泼向上”等。
调查者认为，这种贫富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在低年级的本科生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自卑情绪也主要在低年级时表现出来。至于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瞧不起贫困学生的情绪，也主要表现在低年级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识的增加，学生会表现得比较理智，或者不过多表露。
大学生消费调查：私营企业主家庭学生花钱最多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课题组调查发现，大学生每月的消费额主要集中在300元至500元、500元至1000元两个水平段上。来自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家庭的大学生，紧随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大学生之后，处于高消费品拥有率的第三位。
调查显示，来自工人、农民和下岗职工等家庭的大学生，消费水平几乎集中在300元至500元。每月消费1000元以上者，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大学生比例最高，其次分别是来自自由职业、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家庭的大学生。每月消费支出3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以来自农民家庭的最多。
课题组认为，消费支出的悬殊，造成了大学生生活方式的不同。从高消费品的拥有和使用来看，手机、电脑、随身听和MP3在学生中的使用已非常普遍，拥有率均在50%以上，手机的拥有率高达91%。数码相机和驾照也正在进入学生群体，拥有量比较小。
无论哪种消费品，拥有比例均呈现出一致趋势，即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大学生处于最顶端，拥有率最高；而来自农民和下岗失业等人员家庭的大学生处于最底端，拥有率最低。来自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家庭的大学生，拥有率则处于中间位置。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志英认为，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这一社会群体在经济资源占有和权力占有上都无优势可言，但他们子女的消费却显示出相当的优势地位。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虽然向市场体制转化已20多年，但相当程度上仍是政治型社会，政治身份在社会资源分配上还有相当的影响力。
从学生自己付费在饭店吃饭的频率看，每周一次以上比例最高的是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51.3%)，其次为来自个体户家庭的被调查者(32.1%)，来自下岗职工家庭(12.7%)和农民家庭(6.4%)的被调查者最低，最高和最低相差了近45个百分点。而在几乎不去饭店的学生中，来自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和农民家庭的学生比例最高，分别为35.3%和27%。
从学生买衣服的标准看，虽然一半以上的学生都选择实用的标准，但是在选择流行和必需的标准上显示了差距。选择“流行”这一标准的来自自由职业家庭的被调查者比例最高，为28.2%；最低的为来自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和农民家庭的被调查者，分别为6.9%和4.3%。选择“必需”标准的以来自农民和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比例最高，分别为58.9%和35.3%。
课题组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家庭教育的差别。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的大学生，往往能受到比较好的家庭教育，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生活问题上能够用比较正确的价值观指导自己。但来自工人、农民和失业人员家庭的大学生在排序中均处于最低，则说明经济的因素在指导学生的生活方式上起着基础性作用。
一个普通教师眼里的校园分层变迁
张世湘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一名教师，和学生打交道已近20年。
1978年，张世湘上大学，那时刚刚恢复高考，班里有拖儿带女的老三届，也有未满20岁的小弟弟、小妹妹。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家庭背景虽然各不相同，但不管来自何种家庭，大家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同学们在友好融洽的气氛里竞争。
20世纪80年代初，大学生里几乎没有独生子女，经济上也不是很宽裕。毕业后就业以分配为主，家庭的关系网络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但分配总体上是公平的。张世湘说，那时大学生的分配，主要是靠自己的学习成绩和综合能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社会阶层差距通过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等因素慢慢显现出来。张世湘还记得，那时大学里出现了贵族一派，他们平时追随一切外来时尚，但也能和其他同学玩到一起。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张世湘发现，校园里的阶层分化越来越严重了。她曾经有一个学生，来自山西的一户贫困家庭，周围同学的家境都比她优越。这个学生非常聪明，但性格有些自闭、古怪，有强烈的自卑感，经常在宿舍和其他同学发生矛盾。当别人谈话正酣时，她忽然大吼一声：“我要睡觉，要说话去外边。”她还买了块大布，把自己的床、书柜围起来，每天躲在里面看书，也不愿意和人说话。
张世湘说，校园虽然被誉为象牙塔，但还是无法摆脱社会的影响，大学就是一个小社会。社会阶层的不同，给大学生的生活、就业甚至恋爱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现在，大学校园网的BBS上，经常出现诸如《我的城市女友》、《我放弃了我的农村GG》之类的讨论。很多大学生在交友、择偶问题上，还是喜欢在同阶层寻找，这样造成的家庭阻力会小一些。同时，相似的生活习惯也有利于他们走到一起。张世湘看到过很多因家庭背景差异而分手的大学生情侣。她认为，环境造就人，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后天努力对一个人的成长才是最重要的。
教育应给每个人公平奋斗的机会
“大学应该做榜样：不盖贵族楼，实行标准化教育，对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一视同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学教育应强调平等公平，淡化等级观念，维护贫困、弱势群体的自尊心。
夏学銮说，社会阶层流动是一个良性的实现社会结构变化、打破固有等级的正常渠道。社会结构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打破、改变，才能使整个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他认为，中国目前社会阶层分化日渐明显，缩小低收入阶层群体，扩大中产阶层比例，限制高收入阶层，非常有必要。当中产阶层成为社会最强大的中坚力量时，整个社会的发展才能算是向前迈了一大步。
他说，社会需要为底层的后代往上流动创造平等机会。教育是实现流动的重要手段，可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问题。我们的社会应该对所有人都敞开怀抱，给每个人公平奋斗的机会，大学教育也是如此。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赖德胜认为，目前社会阶层分化已是客观事实，与大学生就业问题紧密相关。大学生就业困难往往和所处阶层背景有关。要规范大学生就业市场，单位招聘要公开、透明，底层背景的大学生才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大学生就业的顺利进行，会使中国的阶层流动进入一个良性轨道。”赖德胜说，当有底层背景的大学生也能拥有良好的教育机会和公平的机遇、资源时，他们才会有冲破阶层之间的铁壁，实现自身阶层提升的动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志英建议，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课应得到改进，在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等重要命题以外，还要关注人的心灵。我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是大学生思想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他们还能保持比较健康的心态，与将来有较好的工作和生活前景有关。应该让他们相信，通过个人奋斗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而带动他们家庭生活状况的改善，这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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