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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蛹为蝶
新西兰的中国小留学生，向来以数理化成绩优秀而闻名。但对新西兰的主流中学来说，这远远不够。这里更加强调学生的创造能力、思考能力和社交能力。因此，一个在国内非常优秀的学生，在这里并不一定胜出。这让一些在国内成绩优秀的小留学生，一时感到难以适应。
陶理在拍摄、交谈中，渐渐意识到，当务之急是要帮助小留学生，尽快适应这里的校园生活。
16岁的江苏女孩罗斯(Rose)，面容清秀，身材高挑。在国内，她就是重点学校的高才生，父母都是银行的高级职员。她似乎是几个小留学生中最为积极、活泼、开朗的一个。但即便是她的留学之旅也并非一帆风顺。
第一天踏入校园，罗斯就遇到了不小的“尴尬”。
那是一节经济课。好容易找到教室的罗斯站在门口，轻声问老师：“请问这是经济课课堂吗？”
老师看了看她手中的课表，随手一指，说：“是啊，你坐吧。”
于是罗斯按照老师手指的方向坐了下来。她发现自己面对全班同学，背对老师写字的白板。她竟然坐在了老师的位置上。但她不知如何是好，傻傻地坐到下课。“在中国，习惯了老师给你排座位，而在这里，要自己选课，自己找班级。”罗斯说，“一下子，我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我要回到中国去……”
正在痛苦中挣扎的罗斯，不久后又因为和寄宿家庭的孩子，一个新西兰本地中学生的一次聊天，受到不小的触动。
“你喜欢什么？”那个男孩问。“每一科都不错。”罗斯回答。
“不，我不是问你学科，我问你个人兴趣。”
罗斯想了想，小时候她学过弹钢琴，不过后来因为功课繁忙，已经放弃了。
“音乐”。她回答。“什么音乐，古典还是现代？”罗斯愣住了。她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已经是个中学生了，连自己喜欢什么都不知道？”
罗斯被问住了。以前在国内，每门课成绩优秀是最大的目标。至于自己喜欢什么，将来要做什么，确实从没想过。那似乎是上大学以后的事情。
那段时间，罗斯陷入了孤独和失落之中，完全失掉了原来的自信和快乐。在写给国内一个朋友的信中，她这样描述自己的苦闷：“不要羡慕我在这里的轻松。虽然脱离了作业的苦海，但一个人躺着、坐着，却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
在老师的帮助下，罗斯开始重新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她重新安排了课程，选择了经济和时装设计，这都是她真心喜欢的科目。
时装设计课听起来似乎只有裁剪缝补，其实并不轻松。在动手的同时，老师要求学生记录每一步“思考”的过程。例如，为什么如此选料，为什么如此设计，等等。最后，动手的作品和“思考”的笔记一起上交，供老师评分。
罗斯的第一件作品，是一个自己设计的手工包。之后，她开始悄悄设计，准备送给寄宿家庭妈妈一条裙子，作为圣诞礼物。
几个月下来，罗斯感到自己正在发生改变。两种校园后面的“好学生”，是两种不同的人，自己到底应该停留在中国的状态，还是改变为现在校园里新的自我？
那段日子，她的心情总是起起落落，语言尚在磨炼之中，社交面仍然很窄。有时候，她尝试和别的学生说话，但是回应颇少。这和在国内很受同学老师看重的“宠儿”身份大相径庭。
为了练习语言，罗斯尝试和寄宿家庭的妈妈一起做家务、收拾花园。她还去一家幼儿园当义工。这里有一群金发碧眼的小天使，他们没有介意罗斯的语言、文化差异，开心地扑进了她的怀抱。
罗斯一点点找到了“融入”的感觉。在英语进步之后，她留学生活的一个小小转折点来到了。
在学校的多元文化节上，中国留学生一起演唱了任贤齐的《浪花》。文化节后不久，罗斯的一个同学、憨厚活泼的新西兰女孩尼考拉找到她，激动地说：“你们中国留学生唱得那首歌真好听。”
“我可以教你唱，不过你愿意学中文吗？”
尼考拉跃跃欲试。于是，罗斯把《浪花》的歌词写成拼音，利用课间休息和中午的时间，一字一句地教给尼考拉。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日复一日，尼考拉的中文进步明显。在两个月之内，她居然把这首歌唱得有模有样了。“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
两个女孩在音乐之旅中结为好友。
罗斯的异乡校园生活一点点丰富起来了。初来时希望尽快归国的感觉渐渐淡去了。她结交了许多来自各国的好友。
9月份，罗斯生日那天，刚刚走出教室，罗斯就被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围住了。罗斯接过他们递过来的各种礼物：笔记本、相框、小玩具……她记得，去年的今日，还只有几个中国学生替她过生日。她开心地笑着，连连发出惊喜的赞叹声。陶理的摄像机自始至终拍摄下了罗斯和同学们在校园中欢聚的镜头。
这是幸福的一天。罗斯在异国他乡的校园里，重新找到了自我。罗斯身边的许多同学也感觉到她比初来时更开朗了，也更轻松了。她说：“在一年之内，我肯定自己的成长，我更独立了，更具有创造性了，也更勇敢了。我现在选了音乐课，在国内校园里，这是别人认为浪费时间的一门课。不过，在这里，我觉得只要是喜欢，我就应该去尝试。”
罗斯现在已经顺利地升入大学，并且有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男朋友。
罗斯无疑是这群小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但陶理接触更多的，是那些在国内成绩处于中游的学生。小桔就是其中之一。
陶理记得，刚入校时的小桔，总是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一点自信也没有。她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老师帮助她挑选了艺术及商科。可是小桔担心艺术对考试无用，还是换回了物理。
“我是被老妈赶出来留学的，那时候我一点都不开心。”但两年之后，小桔完全变了。现在，她感到自己“越来越独立了，学会自己选课，安排学习时间，找资料写小论文。并且敢跟老师争辩，如果我不同意”。
“如果不留学，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会永远在班级排名二十开外，永远是个不被人注意的灰姑娘。”她信心满怀地说。
“小桔是那种在留学中找到自己的孩子。”陶理比喻说，“他们在国内是苦柑，在这里变成了甜桔。现在的小桔，懂得了如何让自己活得精彩。”
舞会风波
对于一群16岁~18岁的小留学生来说，青春期的困惑和欲望，常常困扰着她们。
2004年9月份刚过，陶理的学生琳发来一条短信，说想跟她谈一谈。陶理在操场旁边见到琳时，她的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
琳是直接来读高三的，要在短期内适应语言、校园，还要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学联考。琳的压力可想而知。
琳的困惑来源于即将到来的毕业舞会。
在新西兰的中学里，每年要为毕业班的学生举行一次盛大的毕业舞会。学校组织这次舞会的用意是给临近毕业的高中生一个正式的社交场合，以锻炼他们的社交技能。为此，学校要专门租用场地，学生要自带舞伴，穿正式的礼服。几乎所有的西方学生都会参加这个活动。但对许多中国学生来说，舞会却往往带来难言的困惑。
当琳告诉远在中国的母亲，自己需要一笔额外的费用购买舞会裙子时，母亲十分不解，甚至在电话中哭了。对琳的母亲来说，一个高三学生，怎能花心思去参加舞会呢？
但是，琳渴望在舞会上展示自己，成为一个美丽的焦点。她在电话中苦口婆心说服了母亲。不久，她收到母亲从中国用特快专递寄来的裙子。
这是一条红色长裙，隆重、飘逸，是一件美丽的中式礼服。但琳觉得，这条裙子并不适合参加毕业舞会。她又陷入了心理冲突之中：她希望按照母亲的心意打扮自己，但自己面对的是远离中国的另一种文化和人群。母亲寄来的裙子在这里显得很不合时宜。
其实，琳在这时面对的挑战，更是家长面对的挑战。“你既然已经把孩子送出去了，还想让她穿上你的裙子，可能吗？”陶理反问。
琳决定自己打工赚钱买一条裙子。她还在朋友的帮助下给自己设计了一个舞会形象：粉色裙、红色鞋，背部贴上亮片，银色手袋配银色耳环。她计算了一下，这样一身打扮，大约要花掉700多新元。她又犹豫了。
陶理建议她到惠灵顿的礼服出租店租一条裙子。在这里，琳果然找到一件淡粉色的低胸舞会礼服，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琳开心极了。
不料，离舞会还有一周时，琳邀请的舞伴，一个外校的中国男生突然告诉她不去参加舞会了。琳的舞会计划再一次面临夭折。
午饭时间，琳鼓起勇气，告诉学校的留学生部主任，因为舞伴中途变卦，自己决定不去参加舞会了。
然而放学前，她又收到一个好朋友的短信，说是已经帮助她找到了另一个舞伴。琳再次陷入犹豫之中。
舞会前一天，天气很冷，琳却没有穿冬天的校服。她穿一件单衣，在校园里徘徊，一杯又一杯喝着食堂里供应的热巧克力。在喝完第N杯之后，琳还是没想好去还是不去参加舞会。这个困惑了她一个月的问题，在舞会前一天依旧是个问号。
终于，那天晚上近12时，陶理收到琳的短信。她说，为了不让关心她的朋友、老师失望，她还是决定去参加舞会。
这个经过漫长的等待、困惑、准备的舞会终于开始了。琳盛装出场，光彩照人。班主任老师大卫为了打消她的害羞心理，特地邀请她跳了第一支舞。舞会上，琳笑得无拘无束。
这是琳一生中第一次参加正式的社交舞会。在困惑和冲突之后，她觉得自己长大了。
舞会之后，琳很少再在各类活动中出现。她开始全力准备考试。
3个月后，琳获得了大学建筑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成人礼赞
两年的关注和陪伴，80小时的拍摄素材，一个个不眠之夜的编辑、修改，终于成就了这部两小时的纪录片——《浪花一朵朵》。
“这4个小留学生其实是一个人。”陶理略带得意地说，“凯是那双眼睛，罗斯是大脑，琳是青春期的身体，而简则是那双可以让他们稳稳站立的双脚。”
新西兰剪辑师调侃陶理：“理，看看现在的时间，2006年，你片子里所有的孩子都长大了。只有你这个老师加导演还停在2004年哈特中学的毕业舞会不动弹。”
不错，这时离开始拍这部纪录片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两年中，陶理和她的学生们，在异乡一起成长，渐渐融入了当地的主流生活。
纪录片的反响远远超出陶理的预料。
简寄宿家庭的妈妈看了片子，哭得涕泗滂沱。她没想到，表面看来平静、温和的简，思乡之情竟如此强烈，有着她完全不了解的一面。
2005年春节，陶理专门去了趟深圳，把纪录片送给凯的父母。随着片中儿子的成长经历，他们时而微笑、时而低泣。两个月前，陶理又去了江苏罗斯的家。本来对女儿很是担心的母亲，看到女儿在新西兰如鱼得水，还交了那么多好朋友，完全放心了。
在制作期间，纪录片已入选广州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和新西兰纪录片双年展展播。今年7月底，影片在新西兰国际电影节上播映，震动了新西兰教育、文化界。电影节主席比尔先生称该片是“一份给所有留学生的可爱礼物”。多家当地主流媒体对影片进行了报道。
“小留学生引出的跨文化教育话题，是世界性的。他们值得被关注。”陶理不容置疑地说。
陶理还记得，几年前，刚刚来到惠灵顿学习电影的她，把每年7月的国际电影节，比喻为一场“视觉盛宴”，能在电影节上看几场电影，是她最大的享受。而今年7月，她的纪录片，深深打动了电影节上的观众。
7月，是新西兰一年最冷的季节。陶理用这部纪录片，打开了中国小留学生鲜为人知的心灵档案。她和孩子们一起出现在惠灵顿的主流电影院里，以一个屏幕上的成人礼，让世人分享他们的故事，完成了一段海那边的寂寞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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