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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中国农民工进城已近30年。
在普通市民的印象中，农民工给人的整体印象是：他们衣衫褴褛，从事着城里人不愿意干的劳动强度大和环境恶劣的工作，整天拖着疲惫的身子，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他们像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野百合。台湾歌手罗大佑有一首歌叫“野百合也有春天”。农民工的春天更多地体现在他们的业余生活中，那么，他们拥有的是怎样的一个春天呢？
“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辛勤把活干/心里头淌着泪我脸上流着汗……”北京朝阳区北双桥的一个马路边传来整齐的男女声多重唱，显然这曲目还停留在10年前的歌唱水平上，除了这支歌，基本上就是“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之类。民工老蔡是晚间唱歌票友会的组织者，像这样经常参加活动的有四五个人，被戏称为“常委”。
他们就住在不远的工棚里，每天晚上大约8点半之后，就自动集合。马师傅用二胡充当乐队，老蔡喊上开水泥店的老板娘，联欢的帷幕基本就拉开了。
53岁的老蔡是马路对面楼盘施工工地的工人，前年从牡丹江来到北京的：“我好唱两口，不太会唱戏文，马师傅是南边这个小区的，看到他一个人干拉，我就干脆跟他配合了。”今年7月初，在这里开水泥店的东北老乡马玉花(化名)也加入并且升为领唱，“乌七八糟票友会”正式成立。马路南面，将近400米的临时大排档上方，拉起一盏盏的白炽灯，成了他们的舞台灯光。这里每天晚上都有20人左右的铁杆听众。
“抽袋烟，解心宽。可我不抽烟也不喝酒。唱歌挺好，这就算是穷开心吧。”每月挣一千多块钱的老蔡这样解释他的“穷开心”，这样的“穷开心”也并非每个从事建筑的农民工所能有的。
“我去过天安门！”
瑞气副食店的晚上生意很好，两块钱一包的“沙河”牌香烟每晚都能零卖出去四五条。老板的诀窍是，晚上把21吋的彩电放在外面，民工们就都围过来看，多的时候有50多人。
小孟是依依不舍离开这里的，他还要加班。
没人逼他加班，但每天10个小时之外，多出的干活时间算加班。小孟很勤劳，每天都要主动加两个小时。“我们每天起码要干13个小时，加班可以多拿钱！”小孟所在的工程装修队部分农民工来自陕西安康，工头和他们都是彼此相邻的乡亲，当初工头找他来北京“干建筑”，一来就是10年，10年中连自己都数不清转了几个工地，现在小孟已经是而立之年。
怀柔距小孟的住处有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程，这段是他最喜欢走的路线，车行的尽头是他的媳妇。媳妇为了能和小孟在一起，也在小孟进京不久，到怀柔一家服装厂找了一份工作，“她收入没我多，但那里干活不累，时间比我富裕，也能请假。”尽管工地一人一个坑，但小孟还是坚持每个月去媳妇那里和她呆上一两天。结婚8年，还没要孩子。当初来首都心里都想着天安门，但在北京两个人都没怎么出去玩过。
食堂是小孟喜欢的地方，大家闹哄哄地打饭，然后再闹哄哄地吃。晚上吃完饭就在瑞气副食店前看会儿电视，最多不超过半小时，然后走路10分钟到工地加班，一般每天都要加到凌晨两三点，“早8点准时上班”,小孟认真地说。这样的工作时间决定了他一进工棚便倒头大睡。“都没去过天安门！不瞒你说，我甚至快10年没看电影了。”
河南滑县的小张在看电影上比小孟幸运，不但看上了，而且还是国外的片子。工地上前几天来了不知是哪里的放映队，“支上大白幛就放，我看不懂，看不懂也看！”小张20岁的眼睛里显出一种异样的贪婪。
最奢侈的事，是和工地的小弟兄们到大排档喝酒。如果高兴，小张每个月能有3次光顾大排档，因为每隔10天，工头就给他们发50元钱。
大冯是“水郡长安”工地的保安，他从湖南常德来到北京，就是想看看首都。来北京两个月就请假跑去看了天安门，从升旗到降旗。由于没钱，大冯只在故宫的外面转了转就返回了。“我去过天安门！”他有些自豪地说。他下一个目标是攒钱去长城，他认为到了北京不到长城是件极没面子的事情。和大冯同样是月薪800元的小王，看起来还是个孩子。他来北京半年了，天天在工地让他心烦，而每月800元的薪水使他“挣个脸给家里看看”的心思落了空。他准备回家，在拿到工资后，小王说他马上就去天安门玩，还有颐和园也一起看了。
“北京哪会有我媳妇”
昏暗的灯光中，53岁的老贾在抽烟。
这个工棚楼是搭建的三楼，老贾坐在一楼看那台“雪花纷飞”的电视，这还是为了保安值夜班从废品回收站购置的。据老贾说，这电视在工棚区只有一台。周围是架子床和薄楼板，地板黄暗，每个床头都是各种各样脏鞋子。
老贾负责后勤，自称“别人不管的事情我都管”。部队出身的老兵使他更习惯用术语来介绍，比如他的伙食人员数量，他说“有一个班”。他所在的建筑单位总共有700多人。除了炊事，还负责库房管理，平时基本没有时间出去。就在工棚区转悠，因为随时会有事找他。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等工友散工回来，找人下象棋。他房子里的象棋桌，是5年前从收费品的那里5元钱买来的。来北京10年了，但老贾几乎没到街上逛过，虽然也没少在西单、王府井等繁华地带施工。
“10年我老伴儿来过3次，都是在周围转，没领她去什么地方，天安门也没去。”老伴儿来的时候，老贾到外面租了间月租100多元的房子，自己做饭。他有3个孩子，都成家了。他打算踏踏实实攒几个钱，给家里增加点收入，“其他的没啥想法”。老贾尽管舍不得花钱，但每年春节，他都要坐火车回河南安阳与家人团聚。
珠江绿洲小区的南面是一条河，东西向横亘，桥面很宽，一到晚上，三三两两的农民工纷纷到这里来“赶集”，除了围在两个书摊上看免费书的一群人，更多的则是席地而坐，抽烟聊天。在桥上兜售盗版碟的小赵对记者说：“这书都很便宜，都是黄书！”小黄在这里的生意一点也不好，站了两个多小时只有看的，但没卖出一张，他一点也不懊恼：“这是顺手的事，我就是来散散心。”民工看不懂大片，再说他们哪里可能有DVD机呢？
民工太多了，桥上也没有路灯，居民们来这里的很少，所以这里可以看成是农民工俱乐部。
桥南下坡西面一排小店前，都支着台球案子，不论是谁，一块钱一杆，生意很好。很多光着膀子的农民工小伙子在那里捅台球，既有玩球的，也有排队替补的，也有在旁观看的。“等不了多会儿，他们不会超过三杆。”9点才下工的小蔡叼着红梅香烟撇着嘴说。小蔡说自己比这些人都牛，因为他每天至少在这里打两杆，刚才在饭店吃的也是水煮花生喝的扎啤。这个来自重庆的小伙子说自己看的开，有活就干，有钱就花，不攒着。“不像一些人，超过5块钱的菜不敢点，比沙河贵的烟不抽。”
小蔡没有对象，也不想找：“过一天算一天，北京哪会有我媳妇！”
小赵虽然和小蔡很熟，但他认为自己卖碟轻松潇洒自然属于白领，小蔡之类的算民工。有一次上网看到了“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这句话从此就成为自己的远大理想。
“我把这里就当家了”
“我有MP3，光磁带就有一大包，还有VCD碟片，好多呢!都自己买的。房子里面没电视，我几乎不呆在屋里。”张艳艳一脸灿烂。她今年25岁，从山东曲阜来京7年了。“家里没什么发展前景，你如果到了我们那里就会发现大都是些老年人。”艳艳现在在一家酒吧“发展”，还是个小领导，负责通知酒商来送酒，虽然有时候工作时间很长，但基本算是清闲，还能歇周末。
两年前经朋友介绍，艳艳当了一个名为“协作者”组织的劳工志愿者，这是一个帮外地来京打工者的非政府组织——NGO。NGO免费为他们提供诸如职业培训、法律援助、健康咨询、维权等服务。
2004年，在“劳工文艺探访队”举办的元旦晚会上，艳艳担纲主持人，“尽管腿也哆嗦，可我慢慢的就行了。”两年来，“劳工文艺探访队”的许多大型义演活动都是艳艳出任主持人，现在，艳艳抽空就去动物园市场大包地买衣服，还准备参加成人大专考试，“我报的是卫生食品工程专业，因为我做餐饮，将来回老家可以自己做。”艳艳认为，北京不是她的家。虽然她现在谈了男朋友，但没有在北京扎根的打算。
不谈朋友，也不准备结婚的秦钢，虽然来自天府之国，但提到自己薪水的时候，他低头摆手不好意思说。
秦钢在东直门的一家西餐店做后厨，据他说，这个职位收入和服务员差不多。但时间还好，每天上班8个半小时，其余的时间就是睡觉和玩。12个人住在一个公司提供的有电视的大屋子里，但他一般不看电视，而且习惯只睡6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就是玩。秦钢最喜欢的是蹦迪，曾经跳过通宵。在“协作者”参加劳工志愿者之后，秦钢几乎就没蹦过迪，天天来这个位于东四七条的地方参加各种活动，包括义演。“我现在每周来8次，是最多的，我把这里当成家了。”他感觉在这里，人人平等，可以学很多东西，还能帮助人。“我现在对公益事业比较感兴趣。”在公益义演中，秦钢最擅长和最受欢迎的是他模仿卓别林的表演和魔术，他表演魔术的道具和从家里带来的东西都放在“协作者”办公室，“如果能把魔术当工作，还能赚钱的话，还不错。但时机还没到，如果有机会，我会有些成绩的。”
“协作者”的首席统筹李涛说，尽管他们很努力，但是还不能解决和分担大部分农民工的困难和苦楚，一是农民工太多，一是他们这样的组织太少。在北京，NGO不超过4家。即使是杯水车薪，但这杯水我们总还是要派上用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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