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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办市场的成功探索
农民致富靠什么？农业、工业、房地产业？九星村因地制宜选择了村办市场。
艰难的寻找
“九星村办农业，行不通！”吴恩福首先否定了这个出路，“产出低，一亩田地年收入不过千元，九星人均三分地，只能糊口，谈何致富。况且，发达的交通已经拉近了农村与城市的距离，处于上海郊区并且业已部分城市化的九星，劳动力成本上升，同全国千千万万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农村相比，九星发展农业已经毫无优势可言。”
“搞工业？”吴恩福向记者摊开双手，“当时全国众多农村选择工业化、搞乡镇企业的路子，但乡镇企业也有先天不足，九星也面临办工业带来的风险，既缺少资金投入，也无专业人才。”
而当时的国情是，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尚且发展困顿，多以为国企做配件生产的村办企业的发展更是前景不甚明朗。
“搞房地产开发？看似有大笔资金进帐，但实质是‘卖地’，是对未来资源的一种挤占，如果把收入分摊到未来的几十年中去，其所得不过是极少的年租金而已。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生计将无以依托。”看多了“失地既失业”的吴恩福拒绝重蹈其他村的覆辙。
吴恩福明白：上海近十多年来的城市开发，引发对土地需求的膨胀，其结果是让许多的郊区村子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村民成为市民，而作为代价的是村子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事实上，上海许多郊区的村子就是这样，一步步地高楼林立，或者厂房林立，同时村子失去土地，村民成为市民，获得政府安置，至于安置之后的结果，则要看个人所在的单位的效益。确实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扬眉吐气当征地工，又灰溜溜当下岗工；也有农民被征地补偿一次性买断而自谋职业。
破冰“村办市场”
“九星商行”是九星推出的第一个村属商业市场。当时的政策并不允许村级办市场，政策规定市场只能由工商部门来办。
虽然取名为商行，但其提供场地、对外出租的性质，却是市场的范畴。
上级领导部门给了九星足够多创新的空间，在九星所属的七宝镇工商所向闵行区工商所作了汇报后，上级部门给出“试一试”的结论，由此，九星顶住压力开始了村办市场的探索。
1998年，政策瓶颈得以松动：这年7月，经闵行区人民政府批准，由闵行工商局注册颁证，九星综合市场正式成立。
于是，从8月至11月短短的3个月时间，九星村办起了五金、食品、南北干货、胶合板、农副产品五大批发市场。如今，更成功开设了包括五金、陶瓷、灯饰、石材、钢材、电器、茶叶、窗帘、家具、玻璃、菜场、水产、胶合板、防盗门、不锈钢在内的二十多类专业商品分市场区。
目前，九星村建成了占地面积10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营业用房1万多间、分设22个专业区域的上海规模最大的市场、吸引了全国各地5400多户商家、18000余名经商务工人员，被誉为华东地区最大的市场村和申城市场的航母。
这几年，九星村的经济效益始终保持着高位增长的势头：2005年，实现农方收益33132万元，净利润18035万元，上缴国家税收8502万元，劳均收入35000元。迄今，已经连续两年在上海市特色亿元村排行榜中名列第一。
而在今年4月16日，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授予了上海郊区12个村“中国特色村”称号，九星村以其村办市场特色，荣获这一殊荣。除了特色经济村之外，此次评选还归出“农业精品村”、“民主管理特色村”、“民俗文化特色村”共四大类特色类型村庄。
九星模式，不可复制？
90年代的上海，经济发力，城市大发展、大建设催生了房地产热潮，带动建筑行业的火爆。而上海对房屋的需求有其非常特殊的原因：当时，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仅2平方米，而城市人口的迅猛增加，更推动了对房屋的刚性需求。
正因为九星起步时赶上上海对建筑装潢材料的巨大需求，九星才得以借助构建建筑装潢材料市场起步。如今，九星市场已成为经营以生产资料为主，建筑装潢为辅的多品种大型综合性批发零售市场。
如果不是上海房地产开发业的火爆，是不是就没有如今的九星？
从前九星是远郊区，手中的土地没人看得上；同时，1600亩的土地足够建立市场，因为市场不是只有零星的土地就可以建起来的。随着上海城市化的推进，九星成为近郊而后是城郊，这个时候要再去想拿这块土地就要付出高昂的市场拆迁费用，这也是九星市场得以保留的重要原因。
九星的成功在于那套“种砖头”理论，其核心是“滚动发展模式”，九星十年里建造了60多万平方米的市场，由小到大，这期间，没有一分欠债。在建仓房没有钱付工程款时，采取的办法是给工程队免半年或者一年的租金，以商招商，而后再回收。以后的改造思路也是从低端到高端，不求一步到位。
另外，九星介入市场的时机非常微妙，80年代做，人们的思想还跟不上；进入20世纪再跟风做市场，门槛必然高出许多，并且已经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正是在90年代后期，在改革开放程度较高的时期，九星进入市场，得到政策的扶持，在用地性质合法的前提下，走出村办市场的路子。
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环境下，九星摸索出了一条“村办市场”的新路子。
三分地上搞创新
上海市闵行区有个九星村，人均三分地。三分地使他们长期背着“负债村”的包袱，三分地又使他们一跃而成为上海的首富村。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对这三分地怎么用。
土地是农民的劳动对象，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土地是农民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地。无论是按照宪法还是按照半个世纪以来的一个又一个具体规定，农村土地包括非农用地，其所有权、支配权、经营权、使用权和处置权，都归之于农民集体。因此，农民就应当在这几个权上下功夫。九星村比较来比较去，决定把村民的三分地集合起来，因地制宜，建了个综合市场。市场不断扩大，日益兴旺，村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外地人夸他们走的是“市场强村”之路，学者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赞扬九星人发明了既不同于“级差地租Ⅰ”，也不同于“级差地租Ⅱ”的“级差地租Ⅲ”。变农田为商场的“级差地租Ⅲ”是九星村民的生财之道，一亩地收益几十万元。
地是集体的，权是集体的，有关集体土地的大事要经集体讨论，由集体决定，这也是九星村的成功之道。办市场是他们最终的决定。在决定之前他们讨论过“农”、“工”、“卖”等多种方案。卖，拿一大把钱，一时痛快，先是“高高兴兴去当农民工”，到后来却落个“灰溜溜地当下岗工”，不是长久之计。他们没走前三条路，最后才选择今天这个最佳方案。最佳方案是选择的结果，是集体的智慧。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领导，办事不喜欢听不同意见，这不仅是不民主，而且还有点愚蠢。他们权迷心窍，忘记了“没有多种方案，就没有最佳方案”这个小学生都懂得的常识。
九星村成功的关键还有一条，那就是干部以身作则。九星村之所以能建成上海市规模最大的综合市场，与其说是从土地上建起来的，还不如说是从住宅变出来的。道理很明显，如果说家家都住一套占地面积很大的别墅，还有土地建市场吗？市场还能大得起来吗？市场大了，住房小了，这在九星村“三分地上忙创新”的开始是很难办得到的。住房小了，小伙子找对象就困难了。要承受住房小的压力，就要靠干部带头。被评为“十大杰出村官”之一的九星村的党支部书记吴恩富，他的住房直到现在都是村里最一般的。没有这一条，谁肯让出宅基地？不过，九星村如今已经进入良性循环，他们从“住宅小、市场大”，进入了“市场大，收入高”，又从“收入高”，进入了“住房大”了。
在工业化之初，无不是以农养工。在工业化之后，转而是以工养农，这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业反哺农业”。工业反哺农业是工业报答农业的养育之恩。列宁坚持反对强制转让农民土地。他认为，强制转让农民土地是君主主义思想。法国实行以工养农，农贷增加七倍，给政增加了几乎难以承受的负担。可是，法国政府却说，这是“愉快的负担”，这句话是耐人寻味的。
对于今天的新农村建设而言，农民不仅要由贫困走向温饱，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农民从温饱走向富裕。
注：级差地租Ⅰ是由于土地肥沃程度和地理位置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其内因是优劣不等的土地耗费了不相等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级差地租Ⅱ是指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资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所产生的级差地租；级差地租Ⅲ是指面积相等而用途不同的土地之间因劳动量的容纳能力不一样而产生的地租率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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