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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上午9时30分。人民大会堂陕西厅。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分组审议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童海保操着浓重的安徽口音阐述自己对这部法律草案的意见和建议：
“草案对很多细节问题都作了规定，比现行法律有了较大进步。”
“草案对政府责任的规定似乎应该更有针对性，防止发生表面看来有众多部门齐抓共管、实际上却没有一个部门牵头负责的局面。”
……
安徽马鞍山金家庄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童海保，花了十几分钟才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阐述完毕。期间，一起参加审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童海保是受邀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36名全国人大代表中的一位。此前，他曾经列席过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受邀参加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会议，机会难得。我会珍惜这次机会，努力做一名理性、智慧的代表，尽可能把基层的意见和建议带到会议上来，为立法尽一份力。”童海保说。
近四年来，童海保曾提出过110多件议案、意见或建议，其中大多数被采纳或部分采纳。
今年3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童海保接到有关方面对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征求意见的表格。他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我当时就明确要求参加这次常委会会议。”
其实，全国人大代表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并非始自今日。九届全国人大期间，每次常委会会议都会邀请6名全国人大代表列席。十届全国人大以后，每次增加到12名。从2005年4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起，每次邀请的人数增加到24名左右。
2005年5月，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扩大全国人大代表对常委会活动的参与。
根据这一精神，今年4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增加到33名；而6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则首次增加到36名。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被邀请列席的全国人大代表，一般有三类：一是就某部法律的起草或修改曾提出过议案或建议的代表，二是曾经报名要求列席的代表，三是制订或修改的法律与其从事的职业或行业相关的代表。
“报名要求列席的代表越来越多，但由于名额有限，每次只有少数人能够如愿。”这位负责人说。
来自河南邓州的全国人大代表唐祖宣以前就曾多次要求列席，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他说：“这种方式，让我更加清楚地感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大会闭会期间是如何工作的，这对于我们今后如何更好地履行代表职责帮助很大。”
“我是带着基层的声音来的。”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律师协会秘书长陈舒说：“我们一直在制订、修正广东省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办法，发现现在未成年人保护还有很大空白需要弥补。”
她建议在“家庭保护”一章中增加一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侵害未成年人的继承权或其他财产权利，其他公民、单位、社会团体发现有关违法侵权行为的，有义务向人民政府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构举报，人民政府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构经调查属实，应当向人民法院或者公安机关代理控告”。
“我提这条建议的目的，是因为未成年人完全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需要有其他人去做这个事。”陈舒说。
随着越来越多的代表走进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参与“议事”，人大立法和监督工作也越来越开放、透明。
两次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童海保感触颇深：“开放透明的立法工作机制给代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代表，我们要更加客观地看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更好地履行义务。”
他坦言自己的压力更大了：“这次回去后，将拿出更多的时间，深入研究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深入研究外国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为我国的立法工作和民主法治建设作出更多努力。”
“这是良性互动。”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戴松灵道出了所有来自基层代表的心声，“越来越多的基层代表参与常委会活动，不仅能更好地发挥代表作用，同时也能使立法者更清晰地了解基层情况，使法律的制订更加符合实际，从而有利于加快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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