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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高考，中国高考以何应战？
SAT和ACT这两种美国高考形式，已于近两年悄然出现在中国。在中美高考巨大的制度差异下，许多原本考北大、清华的尖子生纷纷开始备战美国高考，仅北京现在就有近两千考生参加，预计明年，将有三千余中国考生入读美国学校。
内有香港高校咄咄逼人的攻势，外有外国高校潜移默化的蚕食，中国内地高考市场这块硕大的“肥肉”既迎来了“鲇鱼”，也遭遇了“大鳄”——在内外夹击之下，貌似强大而内心贫困的中国高教市场以及高考制度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漫长的时间里，中国高教市场是无限封闭的，它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在一种坚硬的制度框架内，生产着它自认为“有用的人才”。尽管“一考定终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制度屡屡为有识之士所诟病，但在没有有力竞争者的条件下，中国高考制度显然既缺乏制度矫正的动力。中国高考制度改革之所以几如蜗行，除了没有迫近的压力、制度的强大惯性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高考制度负载的社会功能太重。也就是说，它并非是关乎“人”的教育，它是一种关乎“螺丝钉”的教育。而在一个以制造“螺丝钉”为己任的教育制度眼里，只会有“好的螺丝钉”和“坏的螺丝钉”之分，至于制度之外，排斥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那不属于它考虑的范畴，也没有多少兴趣去考虑。
或许会有人拿“扩招”当挡箭牌——看，这不是高考制度的改革吗？这确实算改革，但它到底改了什么呢？不客气地说，这种改革只是扩大了“螺丝钉”的人数，是“工具理性”理念的又一次大踏步迈进，而高考制度向“价值理性”的回归仍是一个不可预知的迷津。
尼采曾经谈到“偶像的黄昏”，而今，我们看到，中国高考制度这个曾经俯视众生的“偶像”也面临着浩浩荡荡的时代大势，强大的挑战者在门外虎视眈眈，曾经沉迷其中的人们已经有所觉醒。门外挑战者的制度优势显然更符合人性也更符合规律——“偶像”的黄昏已在所难免。既然内生的道德不能促使它完全实现转型，那来自外部的压力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我们已经看到复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正在努力革新，而其他高校和教育管理部门，不迎头赶上更待何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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