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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毛泽东主席晚年的图书管理员，主要负责毛主席的读书和住地书房存书的管理等服务工作。毛泽东同志从青少年时代起就酷爱读书。他老人家逝世以后，我们将他生前读过的书和他住地书房的存书进行了登记和统计，合计有近10万册。这还不算在革命战争年代遗失了的藏书。毛主席一生与书为伴、勤奋刻苦、学以致用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读书要下苦功夫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
毛泽东同志一生与书为伴，走到哪里，把书带到哪里，几乎每天都要坚持读书。革命战争年代如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亦如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老人家疾病缠身，甚至在生命进入抢救状态、弥留之际的时候，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读书学习。
毛泽东同志晚年患有老年性白内障。1975年7月下旬，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照下，医生给他做了眼科手术。手术之后，眼睛一时不能看书，他就让工作人员为他读书。一周后，医生摘掉蒙在他眼睛上的纱布，一只眼睛能看清楚东西了，他便借助刚刚治好的这只眼睛，坚持自己读书。这时候他虽然能自己看书，但由于身体过于虚弱，两手已经没有举书的力量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帮他举着书。为了保护他刚刚治愈的眼睛，医生嘱咐他不要看书过多，可他还是不顾医生的劝告，读个不停。有一次，他病情加重，发烧到39℃，还要看书。医务人员曾给他规定每天只能看15—30分钟的文件或书，而实际上他每天看书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这个规定。1975年8月，也就是眼科手术不久，他就用颤抖的手在新印的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二十四史》的许多册中圈圈点点，在有的封面上，他还用铅笔亲自写了“1975.8再阅”。在《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五分册的封面上还写下了“吃烂苹果”几个字。原来他要工作人员给他读本分册中的《关于翻译(下)》一文。鲁迅在文中用吃烂苹果的例子来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缺点的人和文艺作品。他对鲁迅的这种见解很为赞同，当工作人员读到有关内容时，他高兴得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
1976年9月初，毛泽东再度病危，医护人员立即实施抢救并加强监护。从9月7日到8日下午，弥留之际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7日这天，经过抢救刚苏醒过来的毛泽东示意要看一本书。由于声音微弱和吐字不清，工作人员没能明白是要哪一本书。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用颤抖的手握笔写下了一个“三”字，又用手敲敲木质的床头。工作人员猜出他是想看有关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三木武夫是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正在参加日本大选。病危的毛泽东仍关注着他的情况。当把书找来时，他老人家略微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态。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毛泽东只看了几分钟，就又昏迷过去。根据医疗组护理记录，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共两小时50分钟。他是在医务人员全力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由别人用手托着。
1939年他老人家46岁的时候曾说过：“年老的也要学。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末就要学9年零359日。”毛泽东同志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直到1976年病危的时候，也没有中止读书。他最后读书的时间，根据当年有关的记录是1976年9月8日晨，也就是在他老人家临终前一天的5时50分，是在全身布满多种监护抢救器械的情况下读的，读了7分钟。毛泽东同志辞世的那一刻，也就是他老人家读书生活结束的时刻。毛泽东同志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读书学习不止的精神，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
读书要“挤”和“钻”
工作忙，没有时间读书；看不懂，没有兴趣读书。这是不能坚持读书和不爱读书人常说的两个理由。
早在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针对这两个问题就说过，“没有功夫”这已成为不要学习的理论、躲懒的根据了。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好比开会的时候，人多得很，就要挤进去，才能有座位。又好比木匠师傅钉一个钉子到木头上，就可以挂衣裳了，这就是木匠向木头一“挤”，木头让了步，才成功的。自从木头让步以来，多少木头钉上钉子，把看不见的纤维细孔“挤”出这样大的窟窿来，可见“挤”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现在工作忙得很，也可以叫它让让步，就用“挤”的法子，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个小时来学习。
再一个问题是看不懂。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情形的确存在，有的同志“宁可挑大粪，不愿学理论”。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现在有些人是不取攻势只取守势，那就不对，不攻是得不到结果的。从前人称“校对”为“校仇”，校对确实很难，非似仇人对之是不胜所为的。对于难，我们要像仇人一样地进攻它，对于仇人我们是不讲感情的。他说，过去韩文公《祭鳄鱼文》里，有一段是说限它三天走去，三天不走，五天、七天再不走，那就不客气，一刀杀掉。我们要像韩文公祭鳄鱼一样，十天不通，二十天，三十天，九十天……非把这东西搞通不止，这样下去，一定可以把看不懂的东西变成看得懂的。他还说，正面搞不通，可以从旁的方面着手，如打仗一样，顽强的敌人，正面攻不下，就用旁袭侧击，四面包围，把它孤立起来，这样就容易把它攻下。学习也是一样，正面的东西一时看不懂，就从旁的东西看起，先打下基础，就可以一点一点地搞通正面的东西。
毛泽东同志最后总结说：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
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要求我们的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他自己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在戎马倥偬的年代中，战斗紧张时，毛泽东同志就充分利用行军、休整的间隙读书。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有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毛泽东同志带领一支队伍离开茨坪，到了五斗江。原地休息时，他便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翻开手上拿的书，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当地天气多变，一会儿下起毛毛细雨，战士们都戴上了斗笠，但毛泽东同志仍在入神地看书。直到司务长给他戴斗笠时，他才感觉到下雨了，并把书收了起来。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成立干部教育部。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了学习动员会。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会上讲话时号召大家：“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1947年12月，中央在延安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勉励同志们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有学习时间，这不要紧，没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你一年读这么薄薄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掌握马列主义了吗？！”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自己带头这样做。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书大部分被运到黄河东岸。由于转战陕北的途中还要学习，他又亲自开列书单，把一部分马列的书和哲学、军事著作从河东运回。这部分书多是他经常翻阅的，例如恩格斯著的《反杜林论》、列宁著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些书还是1932年红军打福建漳州时收集到的，长征途中，他就一直带在身边，患病时躺在担架上还坚持读。
说到毛泽东同志在转战陕北的行军路上手不释卷的事，有这么一段至今还在陕北人民中传颂的小故事。那是1947年的夏天，在沙家店战斗中的一次非常艰难的行军途中，天气很热，又缺少水喝。当部队来到几棵树下休息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刚坐下，就笑着对身边的战士们说：“这里好，这里是‘山路风来草木香’啊！”战士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就问道：“主席，这话怎么讲？”他高兴地把宋代诗人辛弃疾的词句讲解了一遍，又简单地介绍了辛弃疾的一些事迹。然后，他挥挥手中的书，说：“光学打枪还不行，还要努力学习文化，学习革命的道理。学了文化，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人就聪明了。”说完，他捧起书埋头读了起来。当时，有一个小战士不解地问：“您的学问都这么大了，行军又这样累，干啥还要这样苦苦地读书？”毛泽东同志哈哈笑着，抚摸着战士的肩膀，亲切地说：“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知识范围那么广，你再聪明，知道的不过是有限的那么一点点。”“勤学习，多看书，眼界就宽了。看看世界多么大，才懂得自己多么小。”一席话，使战士们受到深刻的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出国访问、去外地开会或视察工作的途中，也总是千方百计地挤出时间来读书。外出前，他常常自己挑选要带的书。有时实在忙得没有时间，就亲自告诉工作人员或亲手开个书单，一带就是几箱子书。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毛泽东同志学习英语兴趣最浓的时候。他在外地视察工作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随时都挤时间学习英语。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或几千人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在旅行途中他仍以很大的兴趣学习英语和阅读各种书籍。除了马列主义理论外，毛泽东同志勤奋钻研的领域还很广泛。1958年9月，张治中在随毛泽东外出视察期间看到他在读冶金方面的书，便诧异地问他：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同志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
毛泽东同志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一般都先做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详细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1958年3月，他初次到成都，在那里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这个蜀汉古都，他就让工作人员到当地的图书馆为他借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等有关四川的书籍。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了一部分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到会的同志。据有关同志回忆，在成都期间他从来没有到餐厅吃过饭。在哪里办公、看书，就在哪里吃饭。吃饭的时候，把面前的文件、书籍稍稍往旁边一推，端起饭就吃。一吃完饭，马上就接着工作或看书。
毛泽东同志的住所里，到处都放着书。睡床上、办公桌上、休息间里，甚至卫生间里都放着书。乍看起来似乎有点乱，实际上哪本书放在哪儿，他心中是有数的。放着的书籍和资料，就像他的四肢一样，服从他的意志，只要需要，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一次，毛泽东到杭州，浙江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到毛泽东的住地，初次看到这种情形，以为是毛泽东同志太忙没有时间整理，便动手整理起来。毛泽东同志看到后，立即加以制止。他说，书是要读的，不是用来装璜门面的。有些人喜欢把书锁在书橱里，实际上是不看的。我们要做工作，想抽出专门时间读书那是不多的，我到处放书，随手拿来，读上一段，多方便啊！他的这个读书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游泳是毛泽东同志终生爱好的一项运动。他在下水前或游泳后稍稍休息的时间里，也时常看书或学习英语。1957年仲夏，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同志应毛泽东同志之邀，来到中南海露天游泳池和毛泽东同志一起游泳。上岸之后，毛泽东同志还没顾上换衣服，只披上一件他平时常穿的旧睡衣，就拿起线装本的《汉书》，和周谷城同志一起讨论起来。毛泽东同志翻到列传第三十九，指着赵充国主张在西北屯田的一段对周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但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反对的人却只十分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上，或现在。”毛泽东同志常常是这样，用具体的历史事实来启发教育人们。
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体质日渐下降，根据他的健康状况，医护人员要他每天作半个小时的“日光浴”。于是他就给工作人员规定：作日光浴时要给他拿来当天的各种报纸和参考资料，利用这半个小时时间了解国内外大事。工作人员都知道他平时休息时间很少，大家都希望他能利用日光浴的机会静静地休息一下。因此，有几次就故意不拿报纸。当他知道工作人员的好意时，就微笑着对工作人员说：我每天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看书看报，利用这半小时的时间，看看报纸、资料，既可以增强体质，又可以了解新闻时事和国内外大事，这不是一举两得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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