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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国际论坛”最近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人缺乏诚信的讨论。笔者对于这场讨论中出现的“比较诚信学”存在一些疑惑。
外国人就真的那么讲诚信吗
第一个疑惑是，外国人就真的那么讲诚信吗？有人断言“相比欧美诸国，甚至相比儒家文化圈内的韩日两国，缺乏诚信的情况在中国的确最严重。”然而，他们是怎么知道“欧美诸国”和“韩日两国”的诚信情况的？既然要比较，诚信程度是怎么度量的？不同国家的人在什么场合下讲诚信，在什么场合下不讲诚信？在什么时候讲诚信，在什么时候不讲诚信？诚信和不诚信的外部条件是什么？有人喜欢引用名人的话来证明诚信的程度，但这些名人的说法本身不能全都作为根据，至少还需考察他们说这些话时依据的是什么。人们过去曾将亚里士多德的话作为根据，但亚里士多德也犯过不少常识性错误，即使伟大如亚里士多德的名人，其说法也未必句句都是真理。
可以肯定的是，外国人，比如美国人，绝对不像我们有些人所描述的那么讲诚信。那些在美国转了一圈就回来，然后描述美国是如何的一个“君子国”，人际关系如何“和谐”、“简单”的人，根本连美国人际关系的边都没挨上。还有的人，在美国呆的时间要长一些，也许还有了一定的地位，即使如此，他们也未必能真的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人际关系圈，怎么可能做出有说服力的比较呢？可以说，他们的比较只不过是一种盲目的崇拜。
其实，要想知道美国人是不是那么讲诚信，我们不仅要听中国人说的，也应当听听美国人自己说的。只要看一看美国的报章、杂志，乃至电影、小说，就知道那个“美轮美奂”的“君子国”其实是不存在的。
我们很难比较中国人和欧美人或韩日人谁更讲诚信，或者说比较也可以，但最多只是一种说法，一种参考，必须明白这种比较里面的局限性或不准确性，否则，一味地讲中国人没诚信，害莫大焉。从大处讲，这会使中国人盲目崇拜外国而盲目厌恶自己，这于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不利。如果一些专家、学者从外国人都是讲诚信的、外国都是君子国的假设出发去提出一些经济、外交、安全策略的建议，那就更加危险了。从小处讲，盲目地相信“外国人比中国人更讲诚信”、“外国人比中国人更浪漫”，“外国人比中国人更……”等论断，也会使自己吃亏。
中国人就没有“超越意识”吗
有人说：中国人之所以缺乏诚信，是因为中国人缺乏“超越意识”，“太注重现实”，而这又是儒家造成的，因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要说明中国人是否缺乏“超越意识”，首先得确定所谓“超越意识”是什么意思。一些人提出的所谓的“超越意识”是相对于“现实”的人生态度的。这话笔者就不明白了，虽然孔子说过这个话，但孔子的一生在干什么？他为了“克己复礼”的理想执著地奔走了一生。除了他之外，还有他的学生们：“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亦不改其乐”的颜回；“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的子路。你能说这些都是“很现实”的行为吗？
无论是从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看，还是从儒家经典所提倡的道德观看，讲孔子乃至儒家缺乏“超越意识”是说不通的。不仅如此，仅仅在几十年前，中国人还是非常有“超越意识”的。在“文革”期间，固然有为了极其现实的目的捞取政治资本的人，但很多却是真诚地为了革命的理想。这难道不是“超越意识”吗？当然那时的“超越意识”没有走对路子——其实，从那时的“超越意识”没有走对路子，“透支”了“超越意识”，去解释中国人今天的缺乏诚信，都比从“文化的深层结构”之类的大胆猜想去解释更靠谱。
另一种更狭窄一点的定义是“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终极关怀’”，或者更狭义地说，就是“宗教对精神的提升”。据说中国人是缺乏这些的。但这最多只是一家之言，而且远远不是定论。笔者认为，无论是儒家，还是中国的其他一些思想流派，都不乏“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终极关怀’”。更为重要的是，宗教信仰导致诚信的因果关系并不是那么确定。我们应该仔细读一读像《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这样的西方经典，看看西方人自己是怎么描绘西方世界那些表面上笃信上帝，骨子里却男盗女娼的假“诚信”现象的。
其实，我们应该更多地去留心中国人特有的诚信方式。比如，中国民间仍旧在运用的传统的民间信贷方式，这些传统的民间信贷方式，在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很流行。它使一个普通的、几乎一文不名的中国人能够迅速地开起买卖，这常常使外国人惊叹不已。而这种传统的民间信贷方式所依赖的恰恰是高度的诚信。
可以参考欧美的制度建设
相信欧美人比中国人更讲诚信的人忘了最关键的一点：欧美的政治哲学恰恰是假设所有的人天生都不讲诚信，所以，要依靠制度而不是依靠人自己的诚信。制度建设对头了，人不得不讲诚信，或者说你不讲诚信也没关系，将你绳之以法就行了。
我们自然不必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我们的文化比较强调教化的作用，这是我们可以继续坚持的。但教化不能完全代替制度建设，这一点我们确实有必要参考欧美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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