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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出发那天的日历
1965年凤娟左与凤琴的合影
李女士父亲开列的物品单局部
当年的知青在银凤的立碑仪式上
新闻前提
一个时代，一段岁月都会留下其独特的、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群人用自己的青春年华为中国的历史写下了不平凡的一页。
为真实、生动地记录和反映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天津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程，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天津市档案馆馆藏，从今年4月6日开始，天津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市档案馆联合向社会征集天津知青档案。
这个活动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天津老知青的强烈反响。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市档案馆接待知青及其家属600余人，征集照片、书信、日记、笔记、回忆录、证书、证件及实物档案2000余件。更为可贵的是我们还收集起了不少感人至深的故事……
●●热情——感染人
2006年4月，向社会征集知青档案的消息经新闻媒体发布后，迅速得到了老知青及其家属的积极响应。征集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个不停，有咨询的，有联系捐赠的，有提供线索的；登门捐赠的人络绎不绝，有本市的，有承德、山西、北京、甘肃、包头等外省、市的，也有远在美国、加拿大的天津知青委托国内的朋友来馆捐赠的；捐赠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本人亲自送来的，有替父母来的，也有代子女来的，还有通过邮局邮递来的，更有利用网络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过来的。少者捐赠一件，多的一次就捐赠了近200件。他们中有政府官员、公司经理、高校教授，还有下岗工人，但无论他们在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到了这里，他们只有一个称谓——天津知青，他们有着共同的性格——热情、真诚。
截至7月底，档案馆共接听电话1200余次，接待来访600余人，接受200余人捐赠的档案资料2000余件。随着捐赠活动的不断推向高潮，接待人员也由最初的两人增加到了8人，接待用房也由原来的一间小屋扩大到现在的两间会客厅。负责接待的老同志感慨地说：“我担任征集接收工作20多年了，从来没有见到这么热情、这么主动、这么配合我们工作的被征集者！”
56岁的孙先生是第一位来馆的捐赠者。他一进门就紧紧握住工作人员的手激动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你们还记得我们！昨天看了报纸，我激动得一夜没睡着觉啊！当年父母送别时的眼神，集体户8个战友的音容笑貌，插队落户的大草原，全都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半夜起来，翻箱倒柜地把这些压箱底的老古董折腾出来，这不，一大早我就把它们送来了。当年所有的家当都在这儿了，只要是国家有用的你们就留下，我坚决支持政府的工作。”说着，他将手中的纸盒子来了个底朝天，“呼啦”一下子，通知书、证书、奖状、照片等几十件档案全都倒在了办公桌上。
王女士联络了当年的两名知青一起乘公交车来档案馆捐赠档案，但由于不知道档案馆的具体地址，提前三站地就下了车。下车后打听路，恰与另外三位正来捐赠档案的知青相遇。于是，他们6人会在一处，共同的经历让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一路上说着笑着讲着当年的故事，步行来到档案馆。近半小时的道儿，他们却说：“没觉得远，一会儿就到了！”后来王女士又通过各种方式通知了更多的老知青，多少年没有见面的老战友在这里重聚首，多少个原本不相识的知青在这里成为新朋友。
远在山西省长治市的许女士在网上得到消息后，立即打电话与我们取得了联系。她说她是天津69届的老知青，1970年赴山西省长子县插队，现虽已定居在长治市从事新闻工作，但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家乡父老，关注着天津的变化与发展。尤其是希望将自己的知青档案捐赠给家乡，也算是为家乡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吧！几天后，她邮寄过来了十几件档案资料，其中的一张光盘深深地吸引了我们。电话中，她将光盘里的故事讲给了我们。
1970年5月，17岁的天津知青银凤与许女士一起来到山西省长子县南陈公社插队落户。银凤勇于吃苦，勤于劳作，善于自律，劳动、学习、生活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1972年6月19日，她被抽调出来修筑申村水库。中午，她正在吃午饭，忽然听到水里有呼救声，有人落水！银凤见状毫不犹豫地纵身跳入水中，向落水者游去。经过一阵寻找，她终于发现了落水者，并与另外一名知青一起奋力将她推上岸。落水的同学得救了，但银凤却因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生命的时钟永远地停留在了19岁上！由于当时条件所限，银凤的遗体没能运送回津，而是埋在了当年她洒满辛勤汗水的那块土地上，坟前也没有立一块碑。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们相继回城，只有银凤一个人孤独地留在了那里。
2004年曾经与银凤一起下乡的30余名老知青再次聚首，回到长子县“探亲”，来到银凤的坟前凭吊。大家一致提出要给她立一块碑。但由于村里有不到清明不立碑的风俗，此事遂暂时搁浅。2005年清明节时，乡党委书记给他们来电话说：“银凤的碑我们乡里已经刻好了，你们过来看看满意不满意？”这张光盘记录的就是立碑、凭吊的全过程。许女士说：“银凤是知青的好榜样，是人民的好孩子，更是天津人的骄傲，历史应该记住她。”
●●经历——感动人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征集人员说不清被知青和他们的家属感动过多少次，不知陪着他们流过多少激动的泪水。
朱先生夫妇是特意从北京赶过来捐赠档案的。他们进来时，先来的三名知青正在向我们讲述当年告别亲人时的离别场面。一个说：“那年我才17岁，长这么大就没有离开过家，离开过父母，一下子走出去一千多里地，父母哪放心呀？”一个说：“火车站那离别的场面才算难忘呢，车上的人往下看全是脑袋，车下的人往上看都是胳膊。那首《火车，火车慢些走》的歌，你们还会唱吗？”这时，朱先生情不自禁地凑过来说：“会，会，怎么忘得了呢！”说着，他竟动情地唱了起来，他一起头儿，屋里的知青全都跟着唱起来，但刚唱了一句，大家的喉咙就开始哽咽了，唱完这首歌，他们几个已哭成了泪人。
一天，一位风度优雅的女士推开了征集办公室的门。坐下后，她稳了稳神，缓缓打开随身携带的一只小皮箱，神情庄重地取出了一个红布包裹，小心翼翼地一层层揭开，里面是几叠码放整齐的发了黄的照片。她说，我虽然也是知青，但我的经历很平常，也很幸运。我这次来是替妹妹捐赠的，因为她来不了了。说到这儿，她的眼泪刷地一下子流了下来。于是，伴着泪水她给我们讲述了关于妹妹的故事。
她叫凤娟，妹妹叫凤琴。19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后，在劝业场街担任主任的母亲马上就为她们姐儿俩报了名。她到了甘肃省玉门建设兵团，而妹妹去的是黑龙江省甘南县。妹妹曾是河北专业体操队的主力，后因伤病改跳芭蕾舞，担任过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的女主角。所以，在插队过程中，她的主要任务仍是文艺演出，由于演员少，编剧、导演、主演常由她一人兼任。由于她舞姿优美，表演真实感人，一年后，她已成了嫩江、甘南一带家喻户晓的名人。有时一天要到三四个地区演出六七场。
1970年5月，凤琴到甘南县城演出自编自导的节目，彩排时就已发烧，上场前更觉头晕，但当看到台下那一双双殷切期盼的眼睛时，她还是咬咬牙上了台。就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她突然昏倒在舞台上！经医院诊断，她患的是出血热。医院为她调来了齐齐哈尔地区最好的军医，带来了牛黄等最贵重的药品。但这一切都太晚了。当姐姐得到消息急急地赶到时，年仅25岁的凤琴已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姐姐提出要将妹妹的遗体带回天津，当地人眼含热泪祈求道：“她来这儿虽只有两年多，但我们看得出，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乡亲们。我们也爱她，也离不开她！她是为了给我们演节目累死的，我们感激她，您得给我们一个表达的机会呀！您就让她留下吧！”8位木匠师傅连夜为她赶制了一口上好的松木棺材，里面还特为未婚的她铺设了红帐子。此情此景，姐姐被感动了，她看到了乡亲们的真诚，相信他们一定会善待她。
因为妹妹的去世，原定当晚的演出不得不取消。姐姐知道后，特别是听说还有许多从几十里地以外专程赶来的观众时，同样从事艺术工作的她，强忍悲痛，毅然替妹妹登上舞台！在台上，姐姐的演出非常精彩，而台下的观众却已是哭成了一片。整理妹妹遗物时，姐姐在一只小皮箱里发现了几叠码放很整齐的照片，有妹妹的演出照，更多的是知青合影。姐姐把它们带回了天津。
如今36个春秋过去了，每当想念妹妹时，姐姐就把这些照片拿出来看看摸摸。当听说征集知青档案的消息后，她毅然带着它来到了档案馆。她说：“妹妹虽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动人事迹，但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她，知道关于她的故事。”姐姐指着照片上与妹妹合影的知青们说：“我捐这些照片还有一个想法：自从妹妹去世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我很想通过你们找到他们，把这些照片翻拍后替妹妹交给他们，也让他们给我讲讲妹妹当年的故事。”
为了让来这儿的知青看到凤琴，工作人员把其中一张照片放大后，贴在了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上。
●●故事——教育人
征集知青档案的过程，也是征集人员接受教育的过程，更是一次净化心灵的过程，每一件档案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征集到的2000余件知青档案，除照片、书信、日记、笔记、回忆录、证书、证件等普通载体档案外，还有一些诸如脸盆、茶缸的实物档案，更有极具纪念意义的特殊档案。这些档案能够穿越30余年的时空隧道保存至今，足见主人对它们的重视与珍爱。而今天他们无偿捐赠的义举也赢得了社会对他们的尊敬与赞赏。
69届知青李女士捐赠的两件档案很是特别，一件是1970年4月25日的日历，一件是物品单。她向我们介绍说，这张日历，是当年我启程赴内蒙古杭锦旗扎尔格郎图三师25团7连那天的日历，弟弟在上面写了“二姐从津到蒙”作为纪念。这张物品单，是我走的前几天，父亲怕遗漏了要带的东西绞尽脑汁列出来的，大到衣被、手提箱，小到衣服夹子、吃饭勺，一共列了59项。而每一件东西都是父亲对照着这张单子为我亲手准备的。30多年过去了，每当我看到它们时，总能感受到亲人的关爱与牵挂，父亲弯着腰为我准备东西的身影就在眼前……
郭先生捐赠的是他离津和回城的两张乘车证、一本《社员劳动手册》和一只印有兵团番号的知青专用茶缸。劳动手册记载了诸如锄地、修路、割麦子、插秧，他每天从事的各项最普通的劳动内容。他说：“这是我3年插队生活最真实的写照。”那只茶缸，他已珍藏了30多年，曾有一个小贩出价50元要买，他没答应，后来涨到100元，他还是没有卖。但当听说档案馆要征集时，他毫不犹豫地拿来了。郭先生还说：“捐赠之前，我把儿女们都召集到家里，给他们一样样地看，一段段地讲。我先让他们受教育，再把它捐给国家，让更多的人受教育。”
一本名为《啊，科尔沁》的精美图书，是书作者的爱人捐赠的。她说，1968年7月，丈夫插队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1971年初回城后，他就产生了将自己3年下乡生活写出来的想法，但由于工作忙、家务事多，一直没能动笔。进入90年代，他才开始着手写作。他原计划写一部名为《水与火》的五册丛书，1992年最先完成了《啊，科尔沁》一书。因当时经济不宽裕，一直没能出版印刷。199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0周年之际，他们夫妻东拼西凑终于凑足了出版费，自费出版了这本书。在知青聚会上，每人发了一本。进入新世纪后，他又开始写另外四本书。但不幸的是，他被医院确诊为肝癌。2000年9月，他带着未了的心愿匆匆地走了。“今天，我把这本书捐给档案馆，它是一名知青插队生活的真实记录，让后人读读，会有教育意义的。我想，孩子他爸如果还在，也会这样做的。”
从19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全国近2000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祖国各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和足迹、理想和追求、青春和汗水、欢乐和痛苦、光荣和梦想。天津市档案馆今天征集知青档案，正是为了留住这段岁月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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