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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在成思危的简历中，我们看到这位身居高位的民主党派人士不平凡的人生轨迹：1948年至1951年在香港香岛中学学习；1951年从香港回到祖国内地；1981年赴美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4年担任化工部副部长；1996年起担任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起历任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从16岁只身回到内地参加新中国建设，到如今年过七旬仍在国家领导人、民主党派领导人的要职上勤勉工作，成思危实践、实现着自己的报国理想，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下，亲历和见证了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亲密关系。
“参加民建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我由此从为学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成思危的父亲成舍我是中国报业杰出的开拓者，他从小就因为家庭的影响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1951年，成思危受到新中国建设高潮的感召，怀着满腔热忱，瞒着父亲回到内地。成思危将这视作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而他的第二个人生转折点是1981年赴美留学。当时已在化工部担任重要专业职务的成思危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原专业，选择了学习管理。这拓宽了成思危的专业领域，他从一名化工专家转换为一名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学者。
从青春报国到技术报国再到管理报国，成思危的前两大转折点为他从政报国写下了伏笔。从198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开始，心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的成思危认真地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这引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注意，也成就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三次转折。
“1994年，还是无党派人士的我担任了化工部副部长。那年九、十月间，当时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老先生约见我，动员我参加民建。孙老跟我讲，你不是想报国吗？民主党派是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民主党派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一个月的思索，成思危决定加入民建。1995年底，他当选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在1996年底接替孙起孟当选民建中央主席。
“我原来的设想，60岁从技术干部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去教书，就没想过从政，更没想到今天还在这里工作。”成思危微笑着说，“参加民建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我由此从为学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是我参政议政的座右铭。”
“治学和从政都是为了报国，为了振兴中华。”成思危谈到自己学者从政的角色转换时说。他认为，治学是从政的基础。“我研究的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关键问题，包括住房制度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商业银行改革以及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等等。我的治学与我的参政议政是密切联系的。”
但成思危也认为，学者与政治家的研究工作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学者的研究要超前，要创新；政治家的研究要立足于可行性和现实性。”成思危说，自己在参政议政中坚持六个“可行性”：技术上是可能的，经济上是合理的，法律上是允许的，操作上是可以执行的，进度上是可以实现的，政治上是可以被有关各方接受的。
担任民建中央主席以来，成思危积极领导民建立足自身特点和优势，积极发挥参政党作用。“民建是联系经济界的参政党，我们更多地围绕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问题和改革的问题来参政议政，立足于两大指导思想：一是发挥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来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二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作为参政党，我们不可能代替政府的工作，我们要做的是支持政府的决策和行政。”他强调说，“我们不是空喊支持，我们的作为主要是四个方面：探讨理论基础；评介国外经验；完善政策框架；分析实施难点。”
“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这是我参政议政的座右铭。”成思危说，“参政议政不能使大家都满意，只要你的意见是为了人民，就不要怕得罪人。”
“西方的政党制度是‘打橄榄球’，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唱大合唱’。”
在谈到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成思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比方。他说：“海外有些朋友问我，你既然是独立的党派，为什么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跟他们解释说，西方的政党制度是‘打橄榄球’，一定要把对方压倒。我们的政党制度是‘唱大合唱’，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共事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保持社会的和谐。要大合唱，就要有指挥，这个指挥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唱大合唱，就要有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成思危说，他告诉海外的朋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这是中国政党制度的鲜明特点。我们8个民主党派既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
成思危经常要参加中共中央与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高层政治协商，深感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高度重视。他对记者说，高层政治协商现在每年都有八九次，今年有一个星期就开了两次会。高层政治协商已经制度化，最为重要的是“协商于决策之前”，中共中央确实高度重视吸纳民主党派的意见。
对于海外有评论说中国的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府任职多是“坐虚位”、“无实权”，成思危严肃地指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中国的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
“在担任化工部副部长的时候，我对自己负责范围内的工作是完全有权作出决策的。现在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负责证券法、农村金融的执法检查。我和中共党籍的副委员长一样，也是独当一面的。”他说，“目前有6位民建成员担任副省长，都是有职有权。比如在广东省担任副省长的宋海就主管金融这样的重要领域。”
成思危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富有生命力的。这一制度要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随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我相信这个制度会越来越发挥出其优越性，民主党派也会越来越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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