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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最难处理的关系？
对于未决案件，出于公正裁决的价值考虑，法官与媒体刻意保持距离是西方惯例。在这一点上，最高法院对法官的合理约束获得了多数人赞同。
侯建认为，依照法律的规定，公开那些应该公开的信息，不公开那些不应公开的信息，这种做法合法合理。按照职业道德要求，法官也不应向外界透露正在审理的案件的情况和发表相关评论。
但同时，侯建不同意对法官的“过分限制”——“与普通公民相比，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国家工作人员表达自由的权利可以受到特别的限制，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表达自由的权利。”
侯建个人还怀疑，限制法官接受媒体采访，是否能够达到制度设计的目的，因为接受采访并不是透露案情和其他信息的惟一途径。
长期代理公益诉讼的律师李劲松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最高法院“禁令”中针对法院的部分，其实就是重申了法官自律的一些重要原则。他承认将这些内部原则向公众告知有积极价值。
实际上，最高法院对法官慎言的要求一直都有。2001年颁布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就有三处对法官与媒体关系作出过直接表述。
其中第十五条规定：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避免受到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的不当影响；第十六条：法官在公众场合和新闻媒体上，不得发表有损生效裁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的评论。
但李劲松强烈反对“媒体不能超越司法程序预测审判结果。发表评论或结论性意见”的说法。他认为，法官可以不接受采访，但最高院无权要求媒体。只要是基于事实，媒体可以在案件任何阶段进行报道和监督。
与之观点截然不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坚持“媒体监督必须是审判之后的监督”。何家弘目前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
他不愿直接评价高法规定，但从学理角度，他认为基于司法活动的专业性，媒体不应该较早参与案件报道。
“因为无法直接接触证据，媒体所得往往是一些传闻，在法律上传闻证据通常不作证据考虑。对于复杂的事实认定，专业人士尚需谨慎，何况媒体。”何认为，信息不充分的报道容易有倾向性，这样的报道太多，会影响司法公正。
而李劲松却认为，不要太把所谓专业当回事。把司法活动神秘化，也小看了媒体的判断力和公众的判断力。
“如果媒体随意发表意见，伤害的是自己的公信力，谁会总冒这个险？这种观点习惯假设公众偏听偏信。如果这样理解，怎么解释西方的陪审团制度呢？为什么人家就是要让这些非专业的普通人作最后判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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