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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羽：常局长，像这条措施出台以后，跟你以前执法有什么不同？
常嘉兴：这块可能有助于我们主动发现地方政府的一些违法行为，或者在前期的政府做出一些关于土地管理的一些重大决策之前，我们能够及时地得到有关信息，及时地提出正确的意见、指导意见，应该说有很大的帮助。比方说我们现在，每年都要监测20个到30个城市，但是我们这种监察一般是一种事后监察，有很多违法行为发生以后，比方说违反规划，占用基本农田。按照规定，这些建设必须应该拆除，恢复土地现状，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很多工业建设项目以及其它的一些项目建成以后，那个土地是不能够复耕的，后果造成以后，已经没法恢复原状了，这种后果造成就是一种不可挽回的土地的损失或者后果。土地督察制度实行以后，我们觉得就是土地监察这一块从事后的这种监督检查能够走到事前、事中，应该说可以有助于我们及早地发现或纠正一些政府，地方政府的违法违规行为，避免在土地方面造成更大的损失，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
张羽：处方三是行政手段，进一步明确了保护耕地的责任和土地管理的责任，如果说出现这样的土地违规违法，可能会涉及到当地的主要领导者的责任。
甘藏春：这次文件对责任制的内容、考核依据都做了明确，比如责任的内容是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还有一个实际建设用地的总量，考核依据是什么呢？不是以审批为依据，以实际的用地为考核依据。
张羽：审批依据就像您说的，审批是关注了，但是用地是增长了。
甘藏春：对，这次在责任行政手段上，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实行土地违法的问责制度，就是说你这个辖区的主要领导对本辖区内的土地违法要承担责任，比如有案子不查，或者大量占用基本农田等等这些问题，过去我不分管，那你找分管的，现在我要是省长或者市长，我就要承担问责制，这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张羽：我看到这些措施，我想可能有的地方官员会有这样一个担心，第一，你管住我的钱了，第二你管住我土地使用的总量了，会不会制约地方这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甘藏春：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浪费资源的基础上，应该说这些措施全部实施起来是有益于促进经济发展转向科学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民族，对子孙后代是负责任的。我们还和西方国家不一样，我们的人地矛盾很大，人口还在增长，现在已经18.3亿亩，中央要求定的死守18亿亩，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还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种发展对子孙后代纠正起来可能问题更大。当然了，这个问题光认识是不够的，核心问题还有一个财税体制，地方官没办法，也不一定是政绩，有的地方你说政绩也没有什么不对的。
张羽：政绩是好事情。
甘藏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有什么不对的？但是核心问题恐怕是说，我们现行的还有一个财税体制也要逐步改，我这个县是贫困县，但是不办工业的话我永远不行，但是我又没有办工业的条件怎么办？你只要来到我这儿招商，到我这儿投资，地都给你，自然环境都要牺牲，但是这个最后发展，也不能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要追求的发展恐怕应该是一个科学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
张羽：像我们到地方采访的时候我确实遇到过不少这样的地方，他们也有苦衷，一个就是旧城改造，扩大城市，或者说是盖工厂，招商引资，他没钱，他惟一钱的来源，预算内的钱不够，他惟一钱的来源就是靠卖地了，如果把这个口子关住了，人家说我没法发展了。
张羽：也不能说这个口子关住了，只能说是规范了。另外一个，这次调控还有一个，就是要提高城镇土地的使用税的标准，这个税全部是地方的，中央没有一分钱，在西方国家，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70%、80%是不动产税，我们现在这方面，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都提出来，要开征物业税，就是我们讲的不动产税，还没有启动，现在的税种就是城镇土地使用税，这全部是地方政府的收入。
张羽：提高这个税收。
甘藏春：这样有利于提高节约用地。
张羽：现在我们进行总量控制，也许有的地方这个土地使用规划几年前已经透支了，我们一个总量控制，他可能按照我们现在设定的指标，可能未来几年就没地用了。
张羽：叶教授，您看这次文件涉及了方方面面的政策措施，你怎么看待这个措施的作用，有没有什么担心？
叶剑平：这个文件的最大的一个共性就是分清了中央和地方的权责，中央只管宏观上的一些规划、战略，地方具体落实发展和权利，相应的责任，或者说就把它的责任和权益一下落在地方，或者落到实处，这样使得中央和地方他们的目标之间，像刚才我说的，就有个交叉了，有个交集，从目标来说也理顺了。如果说有担心，那就是说其它具体的一个措施怎么去实施的问题，怎么去监控的问题，包括刚才说的，一旦发现问题，是不是依法来处理的问题。
张羽：叶教授提出了一个担心，在未来的执行，尤其在监管方面怕遇到阻力或者说执行不下去，我们在自身建设方面有什么措施吗？
甘藏春：宏观调控的土地调控文件出台以后，对我们整个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来说提出了很多挑战，比如说过去我们只是管资源，现在既要管资源，又要参与宏观调控，这对我们系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比如说我们过去偏重于是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今后要开始综合运用经济手段。还有一个技术手段，比如对我们的基础工作要求很高了，这次文件明确对土地管理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责任，所以任务也很重，压力也比较大。
张羽：问一个具体问题，如果再遇到常局长以前遇到的那种情况，出现土地违法了是因公违法，这里有处理建议了，最后别处升迁了，在新的这样一个条文处理情况下有没有改善这种情况？
甘藏春：应该说现在国土资源部和监察部正在研究制定责任追究办法和问责制度，相应这个制度出台以后，应该说逐步改观。
张羽：现在想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在座的同学，我们同学当中有很多是学土地管理的，你们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直接向甘部长提。
观众：部长您好，我是人民大学的研究生，但不是学土地管理的，我是来自法学院，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您刚才说到了土地管理的宏观调控，有很多权力是下放到省级政府了，或者是省级的一些土地主管单位，我的问题就是，既然我们担心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非法批准土地的使用，我们把权力下放给他，这样会不会造成地方政府或者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或者是地方保护，他不去主动追究这些非法用地的现象，谢谢。
甘藏春：这个下放权力和加强监管不矛盾，就是我们现在土地管理，权力下放程度取决于中央政府的监管，我们现在的情况下，一个是我们有土地规划，有计划，还有指标。第二个，国家建立了国家土地督察制度，这样为我们很多把一些具体的审批业务下放到省级政府了，创造了条件，不然一个项目到北京来，效率太低，有时候批不下来，急着他就违法了。这次还有一条，叫权责一致，我把权力给省政府，就是说你要负责管好，有责任制、问责制，所以这几条下来，我觉得还是应该能管住。其实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立场是一致的，利益、大的目标也是一致，只不过角色不一样，有的很多问题处理方式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孙部长有一句名言就是，在宏观问题上地方要听中央的，所以你要在将来你毕业以后可以看，中央说经济过热了，地方说，过热是别的地方，我这个省是经济发展不足的问题，所以要加快发展，但是这个宏观，这你不能说省长不对，你要说他省长没有对全国宏观经济稳定性负责任的一个义务，所以那就要听国务院的，听中央的，所以在微观问题上，中央多听听地方，所以在土地具体的用地项目上，可能地方比我们还要聪明一点，所以一个是有条件，第二，还有一个制约机制，就是权责一致。
观众：谢谢。
张羽：甘部长，我们刚才从您的履历来看，您原来是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的司长，现在新就任叫做国家土地副总督察，在这个新的岗位上，您如何看待这个工作和面临的压力？
甘藏春：从国务院任命以来，很多关心我的朋友都跟我打电话，特别原来部的一些退休的司长，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工作难度很大。
张羽：不好做。
甘藏春：难度很大，但是这个岗位我觉得也还是有信心做好这个工作的。
张羽：难度大在哪儿？
甘藏春：难度大在什么地方？因为整个中国还处在一个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用地压力相当大，所以管住管好的责任十分重大，既要履行这个岗位，一个是就要敢于碰硬，敢于坚持原则，坚守法律的底线，同时要注意工作方式，这个难度还有一个什么地方？要带出来一支土地督察的队伍，也面临组建难度很大，但是我觉得一个是现在科学发展观的普遍深入人心，加上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我相信是会完成好这个任务的。
张羽：好，谢谢您甘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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