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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长征的胜利，为中国革命保存了骨干力量，使中国革命有了长期稳定的大本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领导；提出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路线，促成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正是从这些意义上说，长征是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转折点。
为中国革命保存了骨干力量，使中国革命有了长期稳定的大本营。长征是以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失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拉开序幕的。先后踏上战略转移征途的各路红军，在征战中深感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失去苏区人民支持就无法摆脱困境，无法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因而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根据地作为立脚点。像最早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开始战略转移的红七军团，奉命前往浙江、皖南地区开辟根据地，他们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继续执行这一战略任务，但在敌人重兵的进攻下，最后遭受惨重损失。中央红军起初的战略转移目标是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在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制定了在川陕甘开辟根据地的计划，最终在榜罗镇确定了与陕北红军会师奠基西北的方针。各路红军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进行了艰苦斗争，在长征途中一路斩关夺隘，杀出一条生路，最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红军进行长征，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到达陕北后，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使根据地发展到陕甘宁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1937年1月，中央领导机关移驻延安。此后，陕甘宁根据地努力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建设，为中国革命保存了骨干力量，同时使中国革命有了长期稳定的大本营。这对于中国革命事业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意义。
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领导。红军之所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主要是由于当时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长征开始后，红军广大指战员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屡屡失利中逐步认识到，红军要摆脱困境，就必须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分析，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长征中，批判和纠正了长征初期机械教条的军事路线，重新确立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正确军事路线，从而争取了战场上的主动权；抵制和纠正了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坚持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加强和充实了红军的各级领导。长征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领导，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不仅是夺取长征胜利的基本条件，也是此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提出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路线，促成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长征中，红军一方面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的搏斗，另一方面进行抵抗日寇侵略的全民动员和准备，自觉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同志针对民族危机的加重和中国革命的不平衡发展，提出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正确方针。随后，毛泽东同志又在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17日—25日)上提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要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治路线的制定，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也最大程度地赢得了全国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使各路红军被迫在西北寻找落脚点的被动转战，变成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和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到来的主动进攻。如果说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建立起新的根据地标志着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话，那么，将中国革命由最低潮时的被迫转移演变为争取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新高潮，则是红军长征在更高层次上取得的胜利。(蒋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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