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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兴简历
1921年出生在四川省旺苍县五权乡(现五权镇)。
1933年参加红军，被编入红四方面军31军，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建国后，任解放军166师后勤部政委，沈阳市公安部队政治部主任，解放军第63文化速成中学校长，高等军事学院处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师长，天津警备区参谋长、副政委、顾问，1961年晋升为上校军衔，享受副军级待遇。
漫无边际的草地上，数万衣衫褴褛的红军犹如一条长龙在沼泽中蜿蜒前进。
已经是三过草地的第20天了，毒辣辣的太阳晒得人透不过气，水早都喝光了，每位战士的嘴唇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龟裂。
一道明晃晃的白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水，是水！”眼尖的战士兴奋得喊出声来。大家一窝蜂地朝那个小小的水洼跑去，趴在水边将整个脸都浸了进去。后面的战友一个劲儿地踹他们的屁股，催他们快点起来，给大伙腾地儿。
“舒服！”一通水饱之后，战士们仰面躺在草地上，挂在脸上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烁着动人的光泽。
“疼！有毒！不要喝了！啊！”忽然，人群中传来一个小战士痛苦的哀号，随后是两个、十个、五十个、八十个、一百个……
……
“缺医少药，没办法救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在痛苦中死去。”70年的光阴过去了，85岁高龄的老红军李元兴依旧无法忘怀1936年的这个季节，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在川藏交界数百里茫茫草地艰苦行军的惨烈一幕，无法忘怀记忆深处战友们年轻的笑脸。
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边出发到会宁，地图上直线距离不到1000华里，可这段长征却用了一年半时间，反复迂回、往返行程超过10000华里，其中很多指战员把最艰苦的雪山草地先后走了三次！
寻访津城老红军专题系列报道之三
听长征故事
年轻20岁，我有心再一次长征
记事起就给地主干活，12岁的李元兴报名参军，年龄最小可却最坚决
李元兴老人的家住在南开区一处非常幽静的居民小区，房间陈设极为简单，见不到高档的摆设，但却收拾得十分利落。桌布、窗帘、床罩、座椅靠垫都铺得平平整整，毛巾被都叠得可以看到棱角。“在部队呆了一辈子，都习惯了。”见到记者，老人笑呵呵地说。
“我是岁数大了，再年轻20岁，我都有心再走一回。”话题从小崔《我的长征》栏目开始。李老说，自己最佩服的不是小崔，不是那些当过军队教官，干过拓展教练的强壮男队员，而是那些看似弱不禁风的女队员，“这些小姑娘有勇气重走长征路，了不起！”老人竖起了大拇指。
“长途行军靠的是韧性和耐力，不是人高马大就行的，很多时候需要以柔克刚，人生和行军打仗都是一个道理，不能硬碰硬。”李元兴老人说，长征结束后，大家都惊讶地发现，坚持到最后的居然是那些看上去瘦小枯干的战士，整个红四方面军损失最小的居然是妇女独立团，其中很多都是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这些女孩子大都是自幼被卖到地主家的童养媳，受尽凌辱虐待，红军一来就义无反顾的参军入伍。
“有个小姑娘了不得!”李老所讲的这个小姑娘名叫王新兰(后来成为《长征组歌》作者、萧华将军的夫人)，参加长征时年仅11岁，是整个红军中年纪最小的一个。红军长征时，在15岁的姐姐王新国的鼓励下，王新兰报名参加了红军，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时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并最终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和王新兰不一样，李元兴的入伍更多了一些“仇恨”的种子，“我就是要反抗地主剥削啊。”
李元兴一家祖祖辈辈都没有房子，没有土地，靠在地主家做长工糊口，兄妹五人中他排行老大，几乎是从记事起就给地主放牛放羊，上山砍柴，下地干活，“一年到头就没有吃饱的时候。”
1933年8月1日，年仅12岁的李元兴从四川农村老家参军，被编入红四方面军31军。“一起报名的人里，我是年龄最小的了，可我最坚决。”年幼的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入伍为家人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1935年3月，李元兴随部队过嘉陵江离开四川，“从参军就没回过家，想不到……”李老说不下去了——1957年，当离开家乡24年的他重返故土时，却发现再也见不到一个亲人——乡亲们告诉他，他入伍不久，地主一家就将他的父母和四个弟妹全部赶了出来，并放出话来，谁也不许收留他们，更不能给吃给喝，否则就是和他作对。
四川山区的冬天非常寒冷，没有粮食，没有水，没有棉衣，当年冬天，一家六口人全都冻死在马路边——大妹8岁、大弟6岁、二弟4岁、小妹1岁！
吃什么？我说人没有吃不了的苦
1936年7月三过草地，前面的部队能吃些草皮树根，走在后面的真是弹尽粮绝，于是草鞋皮带就是口粮。
因为耳背，李元兴老人讲话的声音很大，说到激动处还不停地比划着。“平常没话，就是不能提长征，能跟你不吃不喝说上三天三夜。”老伴李奶奶将降压药送到他的手中，催促他赶快服下，“上了年纪的人，一激动，血压就不稳定。”
正说着，电话铃响了起来，是一家小学约李老为全校师生做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老伴趴在李老的耳边告诉他，“行、行，让人家定时间吧。”没等老伴说完，他就痛快地应承下来。
1981年从天津警备区离休后，李元兴老人戏言自己依然是“离休不离职”，先后受聘于二三十所学校，任校外辅导员。每周一次的革命传统教育会，他都雷打不动地准时出现在讲台上，从小学一直讲到大学。二十多年来，数以万计的学生听过他讲的红军故事。
在老人的相册里，保存着很多和孩子们的合影，红领巾更是存了几十条，“人啊，不能忘本！”李老格外强调“本”，他说自己就是一个农村娃，没有红军，没有共产党，没准也早死在地主的毒手下了。
李元兴老人说，自己多说一点，多做一点，把革命传统教育根植在下一代的心中，他们也都有长大的时候，革命的火把就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每次出门前，老伴和儿女都会劝他爱惜自己的身体，让他以后适当推掉一些不是非常重要的报告，不要让晚年生活太辛苦，“推啥子啊？辛苦啥子啊？再苦还能苦过长征？”每到这时，他就会操着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高声说道。
“再苦也苦不过长征！”几十年来，李元兴不但用这句话勉励自己，还用来教育子女。
李元兴老人的左大腿上，至今都能清晰看到一处子弹穿过的疤痕，这是1935年初被敌人的机关枪击中的，“卫生员帮我取出了弹壳，让我好好休息。但很快，长征就开始了，我不肯留在地方休养，拖着伤腿就和大部队一同上路了。”
快进草地时，李老甚至和很多战友天真地认为，草地走上去松松软软很舒服，青草的香味还能除累解乏。很快，残酷的现实就击碎了他所有的幻想——行军五个月来，没有洗一次澡，草原上的天气变化无常，刚刚还艳阳高照，一声霹雳后就会紧跟上一场瓢泼大雨，没有衣服可换，也没有地方躲藏，通宵淋雨是经常的事——恶劣的生存环境，使李元兴左腿的伤口由手指肚大小烂到碗口大小，并且还在不断恶化，撩起臭烘烘、脏兮兮的裤腿，居然看到许多蛆从烂肉里向外爬……
最艰苦的征程莫过于1936年7月的三过草地，此前两个月蒋介石调来了胡宗南、薛岳两大嫡系部队向红军发起攻击，两军打得非常惨烈，拉锯战持续了一周，人员伤亡相当大。三入草地的命令也是突然接到的，根本没有什么粮食储备，起初每天每人还能供应六两粮食，后来就变成四两，最后是二两，然后就一点都没有了。走在前面的部队还能吃些草皮树根，走在后面的真是弹尽粮绝。
“吃什么？所以我说人没有吃不了的苦。”三进草地之前，战士们像前两次一样，每人背了十双草鞋，“就吃这个！”老人伸出右手食指，用力指着脚下。
把草鞋撕扯成小块，用冷水泡软，刮去上面最粗糙的一层，然后用沸水煮，再撒上一点盐巴，就是战士们的美餐。走出草地的时候，几万大军统统变成了“赤脚大仙”！而长时间浸泡在沼泽、泥潭和雨水中的双脚已经溃烂得不成样子。
“我还带了两条油皮带呢！”李老的眼神中闪烁出一丝狡黠的笑容，这是四川当地的一种土制牛皮带，粗糙且干硬——同样是煮熟，跺烂，搅上盐巴，“比草鞋好吃，扛饿，好歹算是荤腥啊。”
-那些战友，说不得，说不得啊！
爬雪山时简直就是走在雪堆里，山风卷着雪片冰粒呼啦啦袭来。没有留下一句话，王老师就这样走了……
“重走长征路能让年轻人回忆历史，意义非凡，但重走就是重走。”李元兴老人随手拿起当天的《每日新报》，娱乐版正刊载着《我的长征》剧组翻越夹金山的报道，“你看看他们穿的什么，戴的什么，当初有吗？没吃没穿也就算了，前面有敌人围堵，后面还有追兵呢！”
70年来，同样的一组镜头总是频频在李老的梦境中——翻越夹金山时，他只有15岁，和他同在一组的有一位30岁左右的老兵，是宣传队的琴师，吹拉弹唱样样都行，生活上也非常照顾这些小弟弟，大家都喜欢叫他王老师。
李元兴自幼生活在山区，几乎是会走路就会爬山了，“雪山不就多点雪吗？连滚带爬走得更快。”可是，直到站在夹金山的脚下时，他才真正领会到雪山的含义——茫茫白雪不搀一丝杂色，抬眼望去，先遣部队开出的那条雪路，就像天梯一样直插云霄——开路时在两边堆起的白雪足有一人多高！
“简直就是走在雪堆里，就这样，踩在地上的雪还能到我膝盖呢。”彻骨的寒冷伴随着严重的高原反应在战士中间迅速弥漫开来，大家感觉呼吸都成问题，行军速度也随之越来越慢，这样的环境下是绝对不能坐下休息的，无数战士就是这样坐下去再也没能站起来。
王老师一遍遍地鼓励李元兴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走过雪山就好了——山风卷着雪片冰粒呼啦啦袭来，掠过的皮肤留下一道道血痕，王老师加紧速度紧走了几步，站到李元兴的前面，用身体帮着他遮挡风雪。
忽然间，一直劝大家不能休息的王老师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我和战友过去喊他，一点反应都没有，身体很快就僵硬了。”没有留下一句话，他就这样走了，凛冽的风雪很快就在他的身上裹了白茫茫一层。
李老的眼睛有些红了，“说不得，说不得啊！”他摆摆右手，然后拿起身边的老相册，“这里边没有他，他没能看到革命的胜利。”老人喃喃自语着。
这本相册是老人最珍贵的东西，几乎每天都要翻看一遍，“这是我们演出结束后照的，好多当地老百姓都来看啊。”长征时，李老还是宣传队的成员，每到一个村子常要为战士和当地百姓奉献一台节目，可很多地方由于受国民党负面宣传的影响，老百姓都认为红军来了就要屠城，因此早早躲出去避难，村里空无一人。
“我们是要筹粮的，没办法只能自己翻进院里找粮食，但只要拿了老百姓的东西，一定会把钱如数送上，还会请会写字的战士留下一张字条。”70年过去了，李老依然能清楚地说出字条的内容：“乡亲们，我们是红军，在您不在的时候动了您的粮食，我们行军急需这些，钱放在灶台上，够不够也就这么多了，实在对不起。”
慢慢的，红军良好的口碑在十里八乡传了开来，“越往前走情况越好，老百姓都敲锣打鼓欢迎我们，和我们在一块联欢。”说到这，李老笑得连皱纹都舒展开来。
-什么叫好日子？不打仗就是好日子
在加拿大的孙子打来电话，老人把三过草地的故事讲了一遍，孙子直乐，这讲故事的成本也太高了……
整本相册都是泛黄的老照片，在封底的位置却出现两张大幅彩照，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站在沙滩上，身后是碧蓝碧蓝的大海，“我孙子，在加拿大呢。”
说起孙子，李老笑得更加灿烂——去年生日，小伙子专程从国外打电话，在一家星级大酒店为爷爷定制了一个巨大的生日蛋糕。作为回报，老人又在越洋长途中把三过草地的故事重新给孙子讲了一遍，并再三叮嘱他“别说出国，就是上了月球，也不能忘了自己是红军的后代。”搞得孙子一个劲儿地在电话里喊：“爷爷，您这故事我都能背下来了，这是国际长途，您讲故事的成本太高了。”
李元兴老人说自己现在是真正的“夕阳红”——一个儿子、五个女儿，每逢节假日都拖家带口来和老两口聚会，“四世同堂了！”
“家里人一多，他就开始白话了。”李奶奶一边收拾相册一边说，“我不让他说，他不干，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
六个子女中，四个子承父业，参军入伍，但也都是服役几年后就回到地方，没有一个在部队提干。孩子们服役期间，都很向往留在军营，求爸爸去和领导说说情。此时，李老永远都是虎着脸说出同样一句话“能干就干，不干拉倒！”
尽管对亲人严厉有加，对战友却是绝对宽厚，谁有困难求到李老，他都会出钱出力，做得比自己的事还上心。
“人不能太拿自己当回事，当年我的首长也都很平易近人。”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李元兴所在的31军被编入129师，刘伯承任师长，邓小平任政委，当时他担任一名普通的物资调剂员。“我就是一个兵，可每次和首长遇上，我给他们敬礼，他们都会同时下马，给我敬礼，和我握手。”
两位首长的思维都非常敏捷，能够准确叫出在身边工作的大多数战士的名字。直到上世纪60年代，李元兴带着妻子去看望刘伯承元帅时，身体已经欠佳的老师长仍能一见面就喊出，“哎呀，这不是李元兴嘛！”
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为李老留下了一大串光辉的足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衣柜中珍藏的绿军装上别着的功勋章琳琅满目，它们见证了老人的每一分荣誉——独立功勋章、二级红星荣誉章、二级解放勋章……
经历了太多战火纷飞的岁月，老人格外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什么叫好日子，依我看不打仗就是好日子。”
直到现在，只要身体状况允许，老人还喜欢让家人陪着自己到位于北京的国防大学走走转转，校园中的每一处景观，每一个建筑他都能讲出修建时的情景——1956年，李老受上级领导委派，负责督建国防大学(当时叫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多年以来，他把这项工程视作自己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老师长刘伯承选的址，我从打地基时就在现场。”老人说，看着学校一点点建好，就像看着我军一点点发展壮大，“我们也有了自己的专门为部队培养高等人才的大学了，我高兴啊!”
1976年，李元兴老人调到天津工作，直至1981年离休，离休前为天津警备区顾问。脱下军装时，身为副军级高级领导的他对自己军旅生涯的总结只有五个字：“我是一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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