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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郴州贪腐大案
近期，湖南反腐败力度空前加大，郴州反腐案涉及官员数以百计，李大伦(原郴州市委书记)、曾锦春(原郴州市纪委书记)案件(见本报9月21日头版《举城狂欢庆贺郴州贪官倒台反腐重拳终结官场七年畸变》)更是近期媒体报道热点。
几年前，杨敏之就已经知道很多人在举报郴州官场腐败，而省委纪委为何没有查？
记者：你知道李大伦案件吧？
杨敏之：我在任时，李大伦还是一个县委书记，李大伦这个人有才华，书法写得不错，也能够写诗，写散文，表面看还是很聪明的人，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
记者：这些年，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为什么郴州还会发生这么大的案件？
杨敏之：这跟李大伦本人有很大关系，当然郴州这个地方机会多，这个地方地产丰富，搞到一个矿，就能挣很多钱，此外，搞基本建设投入也很大，机会也很多。在郴州，腐败分子和不法矿主已形成利益共同体，群众早就有很多关于郴州的反映，我的耳朵里都听到不少，但没有查。
记者：为什么没查？
杨敏之：一句话，不能监督。一般来说，对一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不会查。老百姓以为省纪委在包庇，不是那么回事。另一方面，在一个地方，一般是市委书记说了算，在当时的体制下，对他没办法监督。虽然上级监督下级是实的，但市委书记的问题省纪委又没有查；下级监督上级是虚的，谁敢监督比自己大一级的?特别是在没有很多证据的情况下，谁敢提这个问题？
记者：作为湖南省纪委的老领导，你觉得李大伦案的教训是什么？
杨敏之：谁能监督一把手？李大伦就是这个问题，他这个市委书记在郴州可以称王。李大伦案的教训很深刻。很多腐败案都涉及到到一把手。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我听到关于他的反映也很多，也查过，但都说查无实据。郴州的问题可能还没有彻底暴露，对曾锦春的反映那么强烈，他肯定有问题，只是没查到证据。(记者注：本报采访杨敏之时，曾锦春尚未案发)其实，郴州李大伦案发生之前，杨敏之并没闲着。1995年7月，湖南省委根据省检察院提供的初步证据，认为湖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张德元有严重的违纪问题，决定立案调查，先由省纪委对他“双规”。
“张德元案是检察院在审理其他案件时发现的，最初，主要调查他在广西北海开发房地产的问题，但张被‘双规’后，交代了很多问题，比原来准备查他的问题还严重，最后连他自己都傻了。”
1996年12月，因犯受贿罪(300多万元)，张德元被判处死刑。但枪毙一个张德元，并没有吓住其他腐败者。
张德元之后，湖南省纪委叉查出了涟源钢铁总公司原总经理、党委书记宋焕威受贿案、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原局长、党组书记林国悌受贿案、湖南省建工集团原副总经理蒋艳萍受贿案等腐败大案。
如何监督同级党委
2003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由中共中央正式颁布施行。这是一部引起内外强烈关注的党内规定。
《条例》出台契机是2003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全会上的讲话。
胡锦涛说，“这里，我郑重向同志们表个态，在党风廉政方面自己一定以身作则，诚恳地希望大家对我进行监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都表示要从自身做起，接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监督。”
记者：现在的很多案子都是中纪委直接查办的，这是不是和监督缺位有关？
杨敏之：一把手或者一个领导班子真正有问题的话，靠班子自己暴露出来的几乎没有。都是某一个人先被查出来，才使整个问题暴露。腐败无法遏制的一个症结就在于监督缺位。
记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杨敏之：安徽省纪委总结近年来不少县区委书记因买官卖官而身陷囹圄的教训时说，是由于“党员的沉默形成了腐败的黑色土壤”所致，也就是说党员对腐败现象保持沉默，让腐败分子钻了空子。
记者：党员为什么沉默？
杨敏之：就是怕得罪人，特别是怕得罪“一把手”，“党员的沉默”从反面说明了党内民主要加强，中央一直强调加强党内民主就是这个道理。从横向来讲，我们虽然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但如何使权力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有效机制，还做得不够。
记者：那应该由谁来监督？
杨敏之：我们的回答是人民，但人民怎么实行有效的监督，还没有从根本上找到有效的途径。党领导人民，又要人民监督，如何统一起来？又怎么抑制腐败？都需要研究。
记者：你和省领导相处得怎样？
杨敏之：几任省委书记，我从来没有到他们家里去过，去也都是因为工作才到办公室去，一般都用文书往来。我是学生出身，我没有在社会上混过，后来慢慢地我悟到了，悟到了我也不可能做那个事，没有这种习惯也没有这种野心。我更大的兴趣是做好我自己的工作。和领导们比，我觉得我不比他们弱，我认为我是一个强者，我没有必要低三下四，从理论功底上说，我不差，在某些方面还有优势。有些领导可能会觉得我有些傲慢，所以他们也不敢随便跟我开玩笑。
记者：和省领导相处时你能拉下脸来吗？
杨敏之：纪委工作是个得罪人的工作，任何人，反正你查他就会得罪他，因为有利益上的冲突。纪委书记虽然自己不查案，但是必须对整个纪委的工作负责。我因为查过一些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的事情，就得罪了一些人，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矛盾，见面还是嘻嘻哈哈、握手言欢，甚至还在公开的场合表扬你、肯定你的意见，说你是“高见”，但是内心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记者：最近几年，在廉政教育方面，各地采取了很多措施，教育是不是治本办法？
杨敏之：教育能影响人们的选择.但还不能决定人们的选择。如果跑官要官买官能得手，就会有人去跑、去要、去买；如果讲假话，搞政绩工程可以得到提拔重用，就会有人去做；如果“一把手”说了算，就会有人在一把手面前卑躬屈膝，溜须拍马，做妇人状，以取得一把手的信任和提拔，等等。所以，仅靠教育是不够的，只能靠制度导向。
记者：最近还有个别的纪委官员也因腐败被查，纪委书记是监督别人的，但您做纪委书记的时候，有人监督您吗？
杨敏之：这是一个问题，我在任的时候，没有人监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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