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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3年前孟加拉式的小额贷款已在中国开始试验
日前，尤努斯和他创建的孟加拉乡村银行获诺贝尔和平奖，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3年前孟加拉式的小额贷款已在中国开始试验，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贷款难题，同时也遭遇到很多制度性障碍。
24日上午9时15分，河北易县一村头，突然响起的广播打破了平日的宁静。“今天是星期二哦，咱们这里有贷款的农户哦，请你们抓紧时间过来还款，快一点哦。”
这段独特的广播，是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白马分社工作人员收取还款和利息的通知。
25日，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结束其中国之行回国。经过长达30年的实践，这位孟加拉国的经济学家缔造了“穷人银行”模式。
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类似的试验和探索同样存在着。早在1993年，作为我国第一个孟加拉国模式的试验点，河北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应运而生。
据本报记者实地调查，这些为数不多的信用贷款，改变了易县众多贫困农民的生活轨迹。与易县毗邻的河北涞水县，近年来也开始比照易县经验开展了小额信用贷款的试点。
10月的冀中平原已经进入深秋季节，易县——这个离北京最近的国家级贫困县，一场延续了13年的农村信用新模式的探索仍在继续。13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晓山教授和他的团队在这里开展了小额信贷项目试点工作。
去“流动银行”就像赶集
上门送贷款，上门收本金，上门收利息，无需抵押的特点，使扶贫社成为实实在在的“流动的银行”、“穷人的银行”。
10月24日上午9时15分，易县白马乡东豹泉村头，突然响起的广播打破了平日的宁静：“今天星期二哦，咱们这里有贷款的农户哦，请你们抓紧时间过来还款，快一点哦。”
这段独特的广播，是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白马分社工作人员收取还款和利息的通知。赵亚和说，东豹泉村有40多户经济合作社的贷款户，他们申请的都是借期6个月的短期贷款，少则2000元，多则3000元。
很快，农户们先后到了白马分社东豹泉中心主任的家中，他们有的结伴而来，有的是独自一人，有的还抱着小孙子，似乎是在赶大集。
一位声音清脆的大婶赶了过来，怀里还抱着出生不久的小孙子。赵亚和跟记者介绍，大婶名叫于秀英，是扶贫社的老客户。她专收柿子、李子、大枣，每到果子成熟的季节，就会来找扶贫社借钱。
于秀英在当地以每斤6角钱左右的价格收购柿子，然后运到大连去卖，行情好还能够卖到3元钱一斤。她告诉记者，从扶贫社借钱很方便。
按照扶贫社的要求，于秀英和儿子吕静伟都来了。他们写好了贷款申请，还分别请来担保人。按照当地的风俗，孩子和父母分家后，双方都可以从扶贫社借到3000元的小额贷款。
信贷员周树群让担保人看了担保责任书，并填好了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申请人和担保人分别在申请书、担保责任书上签名，按手印。此后，吕静伟很关心自己什么时候能拿到贷款，逮住信贷员问个不停。
赵亚和告诉他，审批过程很快，最迟两天就会把钱送到他家里去。
用“联保”消除道德风险
“多户联保”让借款人结合成组，借款人可以借到更多钱，但组员要承担还贷的联带责任。这是孟加拉模式的基石。
据了解，“五户联保”是最受农户欢迎的借贷模式之一，“因为用它能借到更多的钱”。赵亚和告诉记者，扶贫社对联保贷款农户有很严格的规定：“打光棍的，年纪超过50岁的，夫妻离异或一方死亡的，信誉不好的，不还账的”概不能加入联保。
有着“中国小额信贷之父”之称的杜晓山说：“小组联保贷款制度”是孟加拉国模式的基石，也是尤努斯的一大发明。它让借款者之间自由结社形成小组，共担风险，一旦有人无法还贷，其他人无法再获得贷款，小组成员都要承担还贷的联带责任。
“这是利用乡村熟人社会的一种制度设计，通过熟人社会的相互监督极大地消除道德风险。如果一个人拒绝还贷，他在这个熟人社会中的信用就会受损，很难在其中继续生活下去。”杜晓山说。
在涞水县东文山乡牛各庄村，在外面跑了一整天运输的杜玉军回到家。38岁的杜玉军曾在北京大钟寺打了6年工，但两个小孩的出生后，他越发觉得打工没法摆脱生活的困窘。于是，决定回家买个东风货车搞搞运输。不过，虽有好的想法，但10多万元的车价让这个贫困的农民犯了难。
今年9月，经过别人介绍，杜玉军找到了扶贫社，他参加了“十户联保”，每户贷款2000元，十户一共2万元，都归杜玉军一家使用。杜玉军说，其他9户都是自己去找的，他们答应得很爽快，都乐于帮忙。
从申请小额贷款到拿到钱，前后才短短几天，这让杜玉军高兴极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地小额贷款的影响力并不限于东豹泉村，它甚至随着当地民工的流动辐射到了外地。周树群介绍说，当地有些年轻农民从扶贫社获得小额贷款后，去北京郊区种起了西瓜。他每月把钱寄回家，委托长辈代办。
8%的利率不掺“水”
扶贫社的贷款利率表面上高于农信社，但没有包含了请客送礼的物质成本和遭遇冷眼相待的精神成本这些“非制度成本”。
早在几年前，杜玉军就为贷款的事曾跟信用社联系过，但觉得很麻烦。他在记者面前算了一笔账：虽说扶贫社的贷款利率比较高，但这种费用都是摆在明处的；而信用社的贷款利率虽然较低，但农户要想贷款，就要拉关系、走后门、请客吃饭送礼什么的，之后还不一定能够贷到款，这些钱加在一起，比扶贫社的贷款利息还要高。
杜晓山说，8%的利率是1994年在河北易县搞试点时就定下来的，当时比央行的利率要低，之后一直都没有变动过。当年选择这个数字，参照了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利率和国内的贷款利率。
他进一步阐释说，扶贫手段应该创新，让你吃饱饭是无偿的，但让你致富就是有偿的。杜晓山强调，小额信贷是循环式的贷款，一直把你送到脱贫致富的道路上，贷款才会停止。
小额贷款具有示范意义
扶贫社在河北省易县累计向19000多农户发放小额贷款6700多万元，妇女受扶持率占83%，全县近6000户贫困户实现了脱贫。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小额信用贷款已经成为当地农户重要的融资手段。小额贷款模式正在改变着当地人的借钱习惯，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现在也不便于开口跟亲戚朋友借钱了，一来欠了人家人情，二来呢，亲戚朋友可能会说：“缺钱可以去跟扶贫社借啊，我帮你担保一下就行了。”
杜晓山认为，我国农村目前很多地方高利贷现象很普遍，这从侧面证明，农村的贷款需求很大，如果小额信贷做得好，既可以抑止高利贷，又能够满足农民的融资需求。
而小额贷款给农户带来的切实便利也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杜玉军的东风“运煤王”发挥了威力，日日奔忙于涞水县主干道-涞磊路上，他每天也有一笔不错的收入。
“一年挣个七八万没问题。”杜玉军信心满怀。而聂保田、李淑荣夫妇把村里废弃的学校教室租下来，扩大了养猪场的规模，靠小额贷款养的鹅已经让他们今年挣了4000多元。
有趣的是，在同属于涞水县的永阳镇谭山村和东文山乡牛各庄村之间，现在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依靠小额信贷，谭山村村民烧石灰的业务量越做越大，由于需要把石灰拉到北京、天津等地，杜玉军等人靠小额贷款买的东风“运煤王”也越来越忙。
在近两年刚刚展开试验项目的河北涞水县，小额贷款农户已发展到1500多户。
扶贫社陷入“资金饥渴”
有限的资金制约着扶贫社扩张的步伐，同时，贷款额度的限制也减少了它的市场份额，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农民的贷款积极性。
虽然有联保制度作根基，但拖欠问题不可避免。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主任周学仁介绍，从1994年到2004年底，该社小额信贷回收率从去年年初至今，回收率为98.9%。
为何贷款回收率没有100%呢？周学仁解释说，拖欠大多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因为出现家庭变故，失去了还贷能力；有的是农户投资的小生意赔了本。
对于拖欠问题，周学仁提出了三种应对方案：一是允许困难农户延期偿还，给其三年的期限；二是对于特别困难的农户，干脆免除其贷款债务，帮他一把；三是对于恶意拖欠者，将申请法律援助。
今年7月，易县扶贫社将两个拖欠贷款的农户告上法庭，但打官司也很麻烦，扶贫社为此付出的成本增加了，即使法院判令被告还钱，如果被告拒不执行，扶贫社也无可奈何。
周学仁坦言，如果是穷得揭不开锅的农户，加上他又没有好的项目，扶贫社肯定不会把钱贷给他，因为扶贫社也得考虑自身的发展。
此外，有限的资金制约着扶贫社扩张的步伐。以易县扶贫社为例，该社资金总量大约500多万元，“这就是我们的整个家底了。”周学仁笑言。
因为觉得钱少，一些农户干脆不贷了。周学仁介绍说，在西陵镇五道河乡，朱秋菊是申请过小额信贷的第一批农户之一。依靠当初易县扶贫社送来的1000元信用贷款，朱秋菊从欠债1万多元到逐步攒下了几万元的财产。但由于贷款额度有限制，朱秋菊最后放弃了小额信贷。
杜晓山介绍说，由社科院主持下的小额信贷试点项目有4种资金来源：一是孟加拉国提供的低息贷款；二是国际机构的援助；三是我国台湾商人的赠款和委托贷款；四是一些项目产生的利润。
对于“十户联保，一家使用”的现象，杜晓山称之为“变相的联保贷款”，这对扶贫社而言，意味着急需开辟新的金融产品以适应农户的需求，但资金量不足、管理能力弱等问题又使之陷入两难境地。
从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现状看，农村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相对滞后，金融服务能力有弱化趋势：一方面资金外流严重，存款不断转移到大城市，另一方面农民缺乏融资渠道，普遍患有资金“饥渴症”……
孟加拉模式遇法律盲区
一方面小额信贷组织无法确定合法身份，严重影响组织发展，另一方面没有融资渠道，影响了机构的筹款。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小额信贷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阻力，其中，最大的瓶颈还在于政策和法律层面。
2005年，我国成立了7家小额信贷试点公司，但这同样存在着“禁区”。按照央行的要求，小额信贷试点公司“只贷不存”，不允许吸收公众存款，只能运用“来自几个有限股东的自有资金和来自一个机构的批发性融资开展相关业务”，以防范金融风险。“严格来说，孟加拉国模式在中国并不合法。”
“没有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法规予以支持，小额信贷组织无法确定合法身份，严重影响组织的发展。组织没有合法身份，随时可能有人来查你；另一方面没有融资渠道，影响了机构的筹款。”杜晓山忧心忡忡。他希望国家能够创造法律和制度环境，让一些有着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显现出来，创造性地发展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理念。
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要求“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杜晓山认为，从中感觉到政府在加快推进小额信贷及制度创新的愿望十分强烈。
虽然发展小额信贷的大方向不可逆转，小额信贷的尝试有突破，但杜晓山担心的是，具体的管理办法在短期内很难出台，因为金融政策十分敏感，事关重大，有关部门非常谨慎。
不过，尤努斯深信，捐钱的慈善活动只是权宜之计，真正重要的在于：为所有人——包括穷人和富人，创造一个平等的竞技平台，给每一个人公平的机会，小额信贷在中国肯定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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