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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贿赂”的内容被明文规定为“不正当好处”。
●我国刑法则将“贿赂”的内容直接限定为“财物”，把财物之外的利益排除在贿赂内容之外。
●性贿赂也有行贿受贿之说，安惠君即为受贿，蒋艳萍则为行贿。
●有人戏称，历史上四大美女中，西施、貂蝉也有性贿赂嫌疑。
●反对性贿赂入罪的人士认为：性贿赂入罪“内涵不确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都有困难”。但支持入罪者则认为，性贿赂已经成为社会公害，以立法进行制裁的时候已经到来。
全国人大四川代表赵平女士等响应“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的方针，联署一个《刑法》增设“性贿赂罪”的议案，舆论界反响“空前”。4月回国，与法律界的同仁谈及性贿赂入罪，都说难，跟现行法律对贿赂的规定冲突；搞不好还混淆个人隐私、性道德和国家法律的界限。
什么是现行的规定呢？通俗地说，便是“计赃论罪”。性非赃物，如何定罪？能够这样提问，非有高昂的法治意识不行。因为提问者必须既相信法律不干预道德的神话，又坚持成年公民无妨他人的性行为纯属道德范畴(因而须豁免刑事责任)，还要觉悟到法治时代道德多元的大趋势(所以国家不得强行统一道德标准)。
《刑法》坚持计赃论罪、贿赂限于财物，是两害取其轻的选择。
法治的威力，不在对违法犯罪的严惩，而在劝人相信，那由法律的意象和分类构筑的世界乃是他能够拥有的唯一合理的生活世界(康特尔)。一个性贿赂几成惯例而不治罪的世界，在当代中国，肯定是没有多少人向往的。乍一看，《刑法》似乎犯了法治的大忌。但是，假如人们相信社会上还不可避免地存在严重的司法腐败，而性贿赂入罪可能扩大腐败的疆域，那么贿赂限于财物的定义，性贿赂纯属道德范畴的解说，便仍有可能筑起人们无法拒绝的唯一合理的生活世界。——摘自著名学者冯象先生《政法笔记》
6年前，在江苏常州召开了一场“刑法学研讨会”。一位与会者金卫东向会议递交了一份厚厚的论文《应设立“性贿赂罪”》。
没有人太注意这份论文，因为作者金卫东当时只是一名刑法学的硕士研究生。
但当这份论文公诸于世后，马上一石激起千层浪，竟成为一场可谓全民参加的大讨论：性贿赂是不是犯罪？通过网评数量来看，至今参加到这场讨论中来的人次将近千万之多，其中不乏知名学者和司法界官员。
金卫东从此被誉为：中国反“性贿赂”第一人。
其实，关于性贿赂入罪的讨论，从10年前，即1996年刑法修订时便已经展开。据介绍，1996年修订《刑法》时，参加讨论的一些专家也曾提到增加“性贿赂罪”，但考虑到这与我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有太大冲突，终未通过。
世界反腐败大会刚刚在中国召开，反腐已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但是，仔细分析发现，有关反腐的法律法规之中，我国的相关规定和《联合国反腐公约》并非完全一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贿赂”的内容被明文规定为“不正当好处”；我国刑法则将“贿赂”的内容直接限定为“财物”，把财物之外的利益排除在贿赂内容之外。
会议期间，著名法学专家、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姜伟撰文表示：即便是安排出国留学、提供性服务等非财产性利益，有的也可以直接以金钱计算其价值。凡此种种表明，非财产性利益与财产性利益并无本质区别，在广义上都属于不正当私利，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相互转化。显然，扩大贿赂的范围不仅有利于打击那些利用职务便利获得财物以外不正当利益的腐败行为，也与世界各国腐败犯罪立法潮流相契合。
性贿赂能否入罪？这个已经争执了10年之久的大讨论依旧在进行之中，并分化出了几个流派。持肯定说的以赵登举、金卫东等为代表，主要是从“性贿赂”的社会危害程度及其与贿赂罪侵害的客体相一致的角度论证。持否定说的则以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铭暄和北大的陈兴良教授为代表，他们则主要从我国的文化观念、道德规范和性贿赂取证的难度大、量刑标准难以把握的角度进行论证。
现在，金卫东也只能拿出那份尘封已久的论文，再次细细研讨。
支持者看，性贿赂有多严重！
在200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登举语出惊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办的省部级干部大案中，几乎每人都有情妇，“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相当普遍”。今年“两会”期间的一组数据虽然遭到质疑，但人们心底也不能不泛起一丝凉意：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
支持者列举了大量案例，说明性贿赂的泛滥程度，以强调立法的重要性。
胡长清：化名幽会女服务员
担任江西省副省长后，胡长清一度住在属于省政府的赣江宾馆。该宾馆的一位比胡长清小20岁的女服务员胡小姐，得知这位中年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胡副省长，便同这位貌不惊人的男人联系起来。
与胡长清有了特殊关系后不久，胡小姐便在南昌市中心地段得到了一套2室1厅的房子，并很快被调到省里的一家事业单位上班。胡长清在昆明世博会期间，为了到广州与她幽会，竟然不惜化名登上了去广州的飞机。
性受贿第一案：安惠君
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局长安惠君，涉嫌“买官卖官、包庇色情场所并收受巨额贿赂”一案尘埃落定，她的贪污受贿手段并没有什么出奇，让人们议论至今的是其“曾接受性贿赂”一事。
据媒体披露，安惠君腐败案件侦查期间，安惠君个人生活糜烂，甚至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在罗湖政法系统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安惠君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她外出，期间向英俊下属作出性暗示。如顺其要求，回深圳后将迅速升迁；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练”。
性行贿第一案：蒋艳萍
蒋艳萍出生在湘东山区，被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为“一朵艳丽的山茶花”。让乡亲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朵美丽的“山茶花”正是利用了自己的姿色步步高升，然后走向无底的深渊。
蒋艳萍曾总结出一套屡试不爽的怪论：“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的女人，才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这一怪论的“精髓”就是利用女人的“资本”，充分“开发利用”男人的权力，亦即权色交易。
从给湘潭市某领导当“二奶”，到与原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张秀发勾搭成奸，40多名大大小小的官员，被蒋“玩”得团团转，甘愿为她效犬马之劳，成了她步步攀升和大肆敛财的阶梯与保护伞。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蒋在汉寿县被关押期间，又以色相“击倒”了看守所副所长万江。万江曾4次为蒋提供电话与外界联系，并传递信件和字条为蒋串供提供方便，严重干扰破坏了案件的侦破工作。事后，万江竟为自己辩解说：“我实在无法抗拒她那双眼睛”。
从陈希同、成克杰，再到胡长清、蒋艳萍等等，一个个好色贪官在“金弹”加“肉弹”的攻击下，前“腐”后继，一幕幕石榴裙下的罪恶丑剧在官场上反复演绎，色情成为腐败的催化剂。
性贿赂危害严重
时至今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日益发展，人的需要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已不满足于获取财物等财产性利益要求，而转向非财产性利益的追求。这种需求的多样性和层次不同的变化性，决定了贿赂的内容、手段、方法的多样性。如高档的娱乐消费、出国旅游、提供性服务等。而我国刑法传统贿赂犯罪的内涵和外延已无法掩盖新出现的非财产性犯罪，使之成为法律的空挡和死角。在这些贿赂犯罪中，“性贿赂”犯罪一旦既遂，具有为行贿者多次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社会危害性和持续性。
支持者认为，性贿赂可以直接影响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极大地败坏社会风气，给国家机关形象造成恶劣影响，而它的实质是“权色交易”，其诱惑力和危害性有时超过财物贿赂，其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
已为道德所不能调控
“性贿赂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是道德范畴所能调整。”这成为支持者的共识。他们认为，性贿赂目前应当进入立法者的视野。
从犯罪的一般概念来看，性贿赂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性贿赂行为具有社会危害多次性和持续性、诱发性和感染性。即性贿赂一旦既遂，往往就会形成长期的不正当的性关系，具有多次为行贿者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危害社会的特性，它不会因为一次性贿赂所获得的利益而终止，而是诱发多次、更大的利益谋求。
性贿赂行为犯罪符合贿赂罪的本质特征，受贿罪涉及非法经济利益，但受贿罪主要的不是经济犯罪，而是职务犯罪，受贿犯罪的本质就是“出卖公权，获得私利”，是一种侵犯职务廉洁性、职务的不可收买性的犯罪。
从刑事立法的角度看，性贿赂行为的发案率呈蔓延扩大趋势，而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权色交易和权钱交易一样，已经成为公权和私利交易的最主要的一种形式，所以具有现实的立法化依据。
除了案例和理论分析，像金卫东这样的支持者也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找到了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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