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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金秋十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在13亿中国人的热切关注中胜利召开。
这次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会议，首次以全会的形式专门研究社会事务。全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最鲜明的特色表明：我国仍将在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的同时，直面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事实上，自从我国跃过人均GDP1000美元大关后，中央、地方面对空前的社会变革中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对“社会短腿”问题痛定思痛，推出了一系列社会政策，社会发展已悄然提速。这些社会政策已经从各个层面、各个领域，触及了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如旱日甘霖直抵民众心灵。
按照全会的部署，我国社会事业发展将进入机制构建的新阶段。这是中国社会事业发展的春天。
提速社会建设：应对空前社会变革的战略举措
社会事业迎来发展的春天
社会发展欠账导致“经济发展越快、矛盾越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有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相互关照、确立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战略意图，又是针对社会建设和管理相对滞后、社会矛盾多发高发的现实而采取的政治举措。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形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协调现象。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空前社会变革中，我国社会发展还存在诸多“欠账”：
──在我国已经形成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同时，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政策调控体系发育不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相对差距仍在扩大，群体之间的分配不公问题凸显。从地区差距来看，尽管已经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但东中西部的相对差距仍呈扩大趋势。
──在全社会财富迅速扩张的同时，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由于教育资源、卫生资源分配不当，社会保障不健全，上学、看病、买房已经成为底层民众难以承受的新“三座大山”。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还存在薄弱环节，一些地方血吸虫病等疫病死灰复燃，艾滋病、吸毒等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呈蔓延趋势。
──在新的社会结构格局已经形成的同时，“阶层鸿沟”日趋明显，跨阶层流动特别是底层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正在减少。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出现了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等社会中间阶层，但在许多城市，社会结构呈现出“底座庞大、塔尖细小”的“金字塔”形状，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中低收入者偏多，社会抗风险能力偏低。
---在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一些社会群体为改革作出的贡献与其应得的补偿不对等，部分底层人群心理失衡。在社会利益调节机制不健全、社会分配落差巨大的情况下，底层人群心理失衡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概率加大。
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过渡的关键时期。因为经济社会不协调，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显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着眼于群众关心的问题，针对将来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
“社会新政”铺就社会建设路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是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近年来，从中央到各地政府从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入手，探索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长效机制，一系列朝向利益分配公正、改善底层民众生存状态和权益保护状况的政策相继出台。
为弥合城乡之间的“发展鸿沟”，中央大力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废止农业税、实施农业补贴、城乡平等就业、提高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对公共资源的一系列再分配政策，无不体现了促进农民群体公平获得社会资源的决心。
为了及时疏导、化解攸关底层民众生存的社会问题，近年来，中央着力解决在土地征用、城镇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安全生产等方面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严肃处理了包括嘉禾野蛮拆迁等在内的一系列恶性事件。
为解决群众最关心的分配公正问题，2006年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说，收入分配改革将惠及约1.2亿人，其中主要是中低收入者。另外，个税起征点调整至1600元后，中低收入人群获益较多，北京等发达地区的纳税人数减少25%左右，安徽、河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减少80%。
一个“全民社保”的美好图景正在展现：六中全会公报提出，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决策领域，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正在形成。近年来，政府建立健全了重大公共管理问题调查研究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集体决策制度、决策责任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公共管理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不断提高。
引人注目的是，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从六方面加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包括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机制等。可以预见，我国社会事业发展在进入机制构建新阶段后，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完整的社会管理机制将逐渐形成。
社会事业要实现共同享有，更需要共同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新形势下社会不和谐因素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不和谐问题的利益性突出，广大底层人群存在“相对剥夺感”心理，阶层之间关系不协调。同时，社会矛盾涉及面宽，层次加深、复杂性加大、矛盾对抗性增强。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能轻而易举，朝发夕至，需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需要全新的社会管理格局的形成。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十六届六中全会对社会管理格局的这一全新设计，凝聚了中南海在改革走过28年历程后对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考。
政府是进行社会政策规划与执行的主角。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特别指出，要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这就要求人们尤其是部分干部必须改变长期以来漠视社会管理服务的思维模式和工作偏向。专家指出，当前加强政府自身社会政策能力的建设，迫切需要在以下三方面破题：敏感的社会政策意识的能力、高屋建瓴的规划社会政策整体战略的能力以及有效执行社会政策的能力。
通过立法与监督解决社会问题，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能日益突显。近年来，各级人大在维护司法公正、加强环境保护、加大教育投入等方面多有建树，一些地方政府过度重经济轻社会的偏执做法在人大的有力监督下逐步回转。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即便确立了社会政策的基本框架，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显然不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团认为，应组织和支持社会力量包括研究界、社工界、志愿组织、企业界以及国际组织形成合作伙伴关系，针对重要的社会政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过程分析、监控评估和创新试验。此外，应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目前全国各类民间组织有32万多个，已经形成遍布全国城乡，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门类齐全、覆盖广泛的民间组织体系。专家指出，民间组织汇聚着一批优秀的专家学者和管理人才，拥有资金、技术、信息、项目等优势，作为一支重要社会力量，理应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近年来，一些地方社会矛盾凸显，主要矛盾由经济问题转向社会问题。如何走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之痛”，正成为考验各级党委政府执政能力的全新课题。
政府支付“和谐成本”，为旧账“埋单”
反思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大量矛盾冲突，不少与政府忽视和侵害群众利益有关，老百姓反映的问题绝大多数都是早就应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
重庆大渡口区是重庆老工业区，经济实力较弱，长期处于被市区“边缘化”的状态。近年来，经济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2004年却突然出现一个社会矛盾高峰。2004年6月至9月，1700多名农转非人员连续3个多月到区政府集体上访，要求政府“给个说法”。经信访部门调查，20世纪90年代政府搞新城建设，产生了1万余名农转非人员，由于资金问题，部分群众自1998年农转非起就没有得到安置，6年搬了10多次家，不少人生活陷入困境。
大渡口区委书记刘本荣深有感触地说，如果群众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就会加剧他们的社会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民怨”就会形成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因此，政府必须要支付“和谐成本”，即使过去的旧账也要“埋单”。在反复排查矛盾的基础上，大渡口区切实解决农转非人员、企业破产职工等人群的实际困难，满足其合理、合法的各种诉求，消解了群众的积怨。2005年，再也没有发生一起农转非人员围堵区政府或到市委市政府集访的事件。
弥合“阶层鸿沟”，新市民融入新城市
越来越多的利益冲突表明，政府必须尽快通过社会统筹和二次分配，通盘考虑全体社会成员利益，建立社会各阶层分担社会转型成本、分享改革与发展成果的机制。
今年8月，西安市雁塔区在政府文件中将农民工改称“新市民”，终止了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等歧视性称呼，并为服务这些新市民出台了包括子女入学、看病就医、法律援助、社会保障等在内的“一揽子”优惠政策，新市民子女入学和老市民同等待遇，就近入学，不单独分班，不交借读费。最近，雁塔区委、区政府又与西安文理学院合办了西安市新市民高校学习中心──“新市民大学班”，以期提高新市民的素质和创业的技能。
多年来，农民工群体面对就业难、培训难、维权难、子女入学难等重重“难关”，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更成为一种“奢望”。目前在浙江等地，这些难题正逐个破解。浙江省在农民工占到外来劳动力90%的建筑业，强制推行了建筑业工资发放保障金制度、工地农民工学校制度，每年为农民工追回欠薪4个亿。在浙江绍兴、温岭等地，农民工子女都可以规范入学。在杭州，已经出现了专门为农民工服务的收费低廉的民工诊所。
让每一个工作生活其间的公民都没有“后顾之忧”，已经成为上海城市管理者构建和谐社会的切实行动。在上海，最低生活保障覆盖人群已经突破1200万，率先基本实现“全民社保”。上海还为外来从业人员度身定制了综合保险，该保险由政府强制实施，缴费主体为用人单位，个人无须缴费，解决外来从业者的工伤、生病、养老等问题。
加大财政“民生支出”，为百姓移除“新三座大山”
经济增长如果不能让老百姓受益，甚至是带来利益受损，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最终经济发展成果也难以留存；发展要“以人为本”，使老百姓受益，这是实践证明的规律。
财政如何“花钱”是政府职能和执政理念的一面镜子。近年来，许多地方财政在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民生支出”一再加大。2005年，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财政收入用于民生民本的支出达1.5亿多元，占25%以上；而在5年前，这个区的财政收入8188万元，用于民生民本的支出有1450余万元，占17%多；按照2006年的财政预算，总收入8亿元中，将有1/3用于民生民本支出。在福建晋江，教育投入的增幅一直高于本级财政增幅，占到了本级财政支出的1/3左右。在辽宁鞍山，低保家庭子女新考入大学的，可以不必为入学的学费发愁，因为市财政会给予一次性3000元的入学补助。
为帮助城镇低收入家庭实现安居，浙江省政府决定将保障百姓住房纳入政府责任制考核，力争在“十一五”期间基本形成以廉租住房制度、经济适用住房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和专项过渡性用房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多类型、多层次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法律援助成“维权利器”，信访服务当“排雷尖兵”
打工领不到工资、子女不尽赡养义务、劳资之间发生纠纷……在普通民众面前，这一系列的问题成为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个个障碍、一道道鸿沟。
在南京市江宁区，由于司法局大力开展法律援助，法律真正成了百姓的“维权利器”。江宁区东善桥镇祖堂村黄九香在上班路上被汽车撞断三根肋骨，丧失了重劳动能力，司机老板不愿付医药费和赔偿，拖了两年无法解决。作为低保户，在江宁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下，她终于拿到了医药费和赔偿，逢人便夸法律援助好，“司法援助真正帮助穷人，还不收钱”。两年来，全区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58件，开展各类法律咨询及法律进社区活动26场次，“12348”专线解答群众各类法律咨询4500余人次，窗口服务群众满意率达100%。去年以来，各工作站还办理非诉讼法律援助案件52件，全部顺利结案。这种非诉讼调解结案的方式不但省去了打官司和执行难的麻烦，而且调解结案所花的费用比打官司所花的钱少一半，受到当事人广泛好评。
“说好每一句话，待好每一个人，干好每一项工作，处理好每一件事。”记者在河北省邢台县每一家“乡镇信访服务中心”，都能看到这样一句实在话。最早探索“信访服务中心”模式的南石门镇党委书记董建军告诉记者，他曾在全镇进行了一次问题排查，竟发现各类矛盾隐患495起。2005年，邢台县在全县推广了南石门镇“信访服务中心”模式。这一年，全县18个乡镇、办事处受理各类信访问题2434起，解决了2123起；县信访局受理群众信访489件次，分别比2003年、2004年下降了45%和26.7%。
邢台县晏家屯镇辛庄村王改朝与邻居王朴发生宅基地纠纷，从县法院到市中院打了20年官司，问题都没有解决，连盖房的材料都损坏丢失了。“乡镇信访服务中心”干部了解到情况后，主动上门协调沟通。靠打官司没有解决的事，靠干部的真诚解决了。
“乡镇信访服务中心”既接待人又处理问题，既管信访矛盾，又管农村发展的问题。南石门镇中心副主任安庆忠说：“只要群众需要的，我们就努力去办。群众的要求有1%的合理性，我们就做到100%的努力。”“乡镇信访服务中心”被许多邢台群众称为“24小时说理、办事两不误的服务平台”。
构建民众利益表达机制，准确把握社会情绪
在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期，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是基层党委政府必须增强把握社会情绪的能力，善于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这就要求构建能有效反映民意的民众利益表达机制。
随着社会矛盾的多发和民众权利意识的高涨，民众利益表达渠道正在“自发”形成。去年浙江曾发生多起因污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环境污染一时间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新诱因。在与污染企业斗争的过程中，民众对环境权利的诉求日渐强烈。浙江东阳画溪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平息后，当地一些群众自发成立“画溪民间绿色环保协会”。协会负责人王忠法频繁参加各类国内国际性环境会议，成为环境权利的民间代言人。
对民众的利益表达诉求，浙江省台州市泽国镇在去年通过制度创新作出了有效呼应。这个镇成功建立了一个在决策中广泛反映民意的社会机制。他们把拟建的城市建设项目决定权交给从12万人中选出的275名民意代表，根据民意代表投票情况，总投资约3640万元的12个项目被拟定为当年城建基本项目。通过这种方式，政府的有限资金用在了刀刃上，一些与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如污水处理厂等项目被优先建设，一些不得民心的大马路、大广场等“形象工程”被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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