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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努斯来了，小额贷款热了；但中国小额贷款的一系列问题，依然需要冷静面对。
中国“尤努斯”们的探索与困境
“贫穷的人也有享受好日子的权利。”在北大的演讲中，满头白发、身着孟加拉传统服装的尤努斯，将小额信贷与为社会底层服务联系起来，而一直在中国默默跋涉着的小额贷款(microfinance)，也因为尤努斯的到来，笼罩在了诺贝尔和平奖的灿烂光环之下。
但尤努斯走了之后，中国的小额贷款依然面临诸多的问题。
农村小额贷款谁来承担？
10月12日，融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成立。该公司的3名股东之一是身为社团法人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另外两名自然人股东分别是鄂尔多斯新华结晶硅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乔玉华和鄂尔多斯集团总裁王林祥。
“从扶贫基金会的角度，将来任何收益肯定都会投入到扶贫工作中去”，中国扶贫基金会代表刘冬文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至于具体怎么操作，细节还要跟其他两位股东协商。”
至此，全国5个试点省(区)(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内蒙古)共成立了晋源泰、日升隆、全力、华地、信昌、大洋汇鑫和融丰7家小额贷款公司。央行试图通过这些民间小额信贷的试点工作，引导民间的融资活动走向正轨，并将其纳入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之下。
但在国际上已经运作成功的民间小额贷款组织模式，却在我国由于金融管制等问题，一直发展迟缓，目前总贷款量不足10亿元。
“准确地说，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做的是贷款业务，但并不作为金融机构来管理。这类组织现在不能吸收存款,没有存款就不存在系统性风险。就像一家企业一样,用自己的钱经营,若发生亏损只亏自己。”日前，央行一位官员表示。
这种“只贷不存”，被尤努斯认为是“锯了小额信贷的一条腿”。
而诸如农村信用社等商业银行，又因为政策协调难，无法大规模展开小额贷款。“针对同一文件，各部门、担保机构、商业银行难以达成共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贷款风险的最终损失由谁承担。一些地方财政坚持认为应当风险共担，银行方则提出最终风险应由地方财政全额承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王曙光分析认为。
有关部门对基金的运作机构意见不一、担保机构难落实，也会导致基金到位比较迟缓，以至于县一级地区普遍没有开展小额担保贷款业务，比市地一级面临更大的困难。
城市小额贷款谁唱主角？
相形之下，城市的小额贷款似乎顺利得多。
“要致富，先创业！”这句因《穷爸爸富爸爸》一书而颇为流行的话，成为上海黄浦区王先生的口头禅。他注册成立的电脑图文制作服务社获得了街道2万元的小额开业贷款。用这笔钱，他添置了几台电脑。
“其实对我们这样的小创业者，融资渠道很多，信用卡，小额信贷……”王先生获得的小额贷款，是自去年10月上海市开业贷款担保新政策实施以来，市促进就业专项资金3000余笔担保开业贷款中的其中之一。这些贷款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29万个，平均每笔贷款创造4.3个就业岗位。
“城市小额信贷与农村小额信贷有许多差异。解决城市贫困问题需要靠增加就业，包括通过自我创立微小企业和发展中小企业。”王曙光分析。
10月26日，共青团上海市委与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联合推出“上海市青年创业小额贷款项目”。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陈凯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上海市青年创业小额贷款项目”采用统贷模式操作，由各区县的团组织负责贷款项目的受理和推荐，由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和上海浦东生产力促进中心作为贷款管理和融资平台，负责贷款项目的申请受理、筛选、评审和贷后管理等工作。由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提供贷款资金支持。
上海各郊县情况也大致相同。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自2004年起，上海市政府出台自主创业小额贷款政策，青浦区实施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工程，共受理124家非正规劳动组织和29家小企业申请的小额贴息贷款，其中有97家非正规劳动组织和20家小企业获得了共计882.5万元贷款。
“在城市中的小额贷款，通常是由政府实施，或者由政府担保，银行执行具体操作，力求发挥出小额担保贷款政策促进再就业的实效。”王曙光解释。
在上海最繁华的徐汇区，《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到，小企业贷款投放较多的是上海银行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采取的模式正是政府部门与银行合作。例如徐汇区财政局与上海银行漕河泾支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上海银行漕河泾支行作为拓展小企业贷款的专业支行之一，允许就中小企业存在一定比例的不良贷款。截至今年8月，小企业贷款担保额已达3.7亿元，支持了106家企业。
“区财政局协助银行贷前把关，使10%左右经营良好、业主无不良信用记录的小企业，无须抵押申请就能得到贷款。”徐汇区财政局局长黄玮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据了解，徐汇区小企业贷款担保的不良率远低于全市平均值。“一是区财政局与银行把关较严，二是徐汇区小企业整体诚信度较好。”
但是，政府担保，政府监管的城市小额信贷模式，是否长治久安之计呢？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山西平遥就有过类似教训。当时由于各级政府对农村合作基金会干预过多，把其当作自己的小金库，结果造成农村合作基金会贷款质量下降，不良贷款大量累积，最终当农村合作基金会倒闭的时候，政府不得不为这种本来是民间性的金融组织“埋单”，花费了大量的财政力量弥补其损失。据上海银行一位知情人士介绍，银行要求客户经理每年至少完成两笔中小企业贷款业务，也颇有强拉硬拽之嫌。
“地方政府对小额信贷试点的积极参与无疑是推进试点的重要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理性的自我效用最大化的当事人，政府也会在试点中寻求自己的利益。”王曙光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小额信贷的“义”“利”之辩
小额信贷的精髓是什么？是为没有机会享受传统金融机构服务的低端客户提供不需要抵押的贷款，以及衍生出来的储蓄和其他金融服务，其服务对象甚至包括赤贫和乞丐。但是，民间小额贷款公司被赋予的性质是“市场化试点运作的金融性营利机构”，也就是说，商业性是其核心。
服务性与商业性冲突吗？至少在政府看来，小额贷款企业应该“义利”并举。
“注重商业利益的同时还必须注重社会效益。相关部门对这种新生事物要保持积极、慎重、稳妥的态度，不仅要扶持，还要加强引导和规范。”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副行长郭保民针对当地小额贷款公司谈道。
其实，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本身也是一个商业性的银行，必须要盈利。
“从商业的角度来讲，我们从来没有失去过在这方面的远见，每年它的利润都在增加。”尤努斯在北大演讲时谈道。
“要把小额贷款的红利偿还给它的持股人，也就是要返还给第一时间创立这个银行的拥有人。如果说是慈善性的话，可能会对穷人造成一种危害，抑制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就不能够启发他们的能力，以商业性的方式来促使他们的行动。”尤努斯说。
资料：穆罕默德·尤努斯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他创办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在短短的30年间，从27美元(借给42个赤贫农妇)微不足道的贷款艰难起步，发展为目前拥有近400万借款者(96%为妇女)、1277个分行(分行遍及46620个村庄)、12546个员工、还款率高达98.89%的庞大的乡村银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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