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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狰狞的科学自大狂？
毫无准备地成为舆论焦点后，张功耀开始思考“告别中医中药”这个纯学术问题，何以如此吸引大众的注意。他的答案是，首先它人命关天，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其次，它是科学和玄学的对立。
“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中医一直标榜为‘仁术’，可是这种‘仁术’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仁爱特征。一、装腔作势，欺骗患者；二、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三、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为无效施治开脱责任。”
张功耀态度坚决地从中医药出走。事实上，张功耀曾经对中医抱有浓厚的兴趣，从1972年高中毕业到1978年上大学，张功耀当过6年的乡村郎中。中医古籍满足了16岁张功耀旺盛的求知欲，而收入虽微薄，也还可以解决生计。他不会针灸，甚至不会脉诊，凭着两本借来的《汤头歌》和《药性歌括400味》妙手回春。
6年里，张功耀学会了中医的江湖口吻，学会了“凉血”、“泻下”、“胃腑热积”这些术语，但是连他自己也无法明辨这些虚玄术语的确切含义。从事科学史研究后，张功耀意识到，中医连基本的概念清晰都谈不上。
6年后，张功耀成了湖南大学政治理论专业的一名学生。
日后对中医药的叛道，和这时候科学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他，甚至他这代人来说，确定对科学的信仰，并非是他们了解了多少的科学知识，而是这些曾经的领袖主张的坚定实践者，急于走出盲目的信仰。
恰巧这时候，科学展示出它难以拒绝的魅力。张功耀现在还记得1978年，大学第一年的一天，他走在大学的操场上，广播里传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当乡村郎中时，作为当地有名的才子，张功耀还身兼大队的广播员。那天回到宿舍，张功耀对下铺的兄弟说，如果他现在还是大队的广播员，他一定要用最纯正的湖南郴州地瓜腔播它一百遍。
这是张功耀自己的政治学第一课，之前，的的确确，他认为政治学就是读《红旗》杂志，看《人民日报》，写思想汇报。
张功耀拍着胸脯说，从大学第一天到研究生毕业，他绝对没有旷过一节课。他用这句话来教育他带的一个博士生，这位学生因酷爱电子游戏耽误了博士论文写作时间。本科4年，张功耀确立了两条信念，一是追回被耽搁的6年，绝对不旷一节课，二是西方文明的关键是科学，国家强盛的根本在于是否尊重科学。他甚至认定，科学的精神在于抛除成见，服从客观规律；年轻人经过科学训练，可以养成忠诚、公正等美德。
早熟的张功耀已经开始为四年后的毕业谋划出路了。他认为研究农村经济是个不错的选择。在研究包产到户的历史时他发现，农民自留地的产量高于公地的产量，甚至是后者的两到三倍，他纳闷为什么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拜服于玄妙的“共产”主张，而无视这一客观事实，造成饿死千万人的悲剧。
他从拮据的经济来源里划出一部分，订阅了《中国统计》，想用两年时间，写一篇论文，完成对农村经济的量化研究，结果被泼了一头冷水。
首先，他不知道其中的“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到底包括哪些省份，既不确定也不规范，其次，他发现上面的数据完全没有逻辑，是为了迎合积极的结论而生造出来的。他愤怒于无法实证检验的虚假繁荣，并开始对盛产好消息、自圆其说的传统文化有了提防之心。从此落下习惯，不相信任何官方统计数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