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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鸭人坚称不知红药有毒
在《每周质量报告》的暗访中，养鸭人的表现让人指其“黑心”———他们谎称鸭子是吃了奶粉才下出红蛋；对“红药”三缄其口；无意说出自己并不吃红心蛋。
在电视上的表现，让孙庄养鸭基地的经理高新生的生活完全改变。
以前，每天早上6点多，高新生和他的媳妇、儿子就要起床准备给2000多只鸭子喂食。8点多钟，所有的鸭子都会被赶到紧邻鸭棚的冶河里放养，这个过程一般要持续三四个小时。中午回来，给鸭子们喂食了，他们还要张罗自己的午饭。吃完午饭消停一会儿，他们就要准备准备，在晚上六七点钟给鸭子喂第三遍食。忙碌的日子一天天重复着。
11月12日上午，高新生接到朱来永的电话，电话里朱来永告诉高新生两件事，红心鸭蛋出事了，红心的“秘密”已经被媒体曝光；白洋淀地区已经开始清查加了“红药”的鸭蛋。然后他问道：“你们那儿开始查了没有？”高新生说：“还没有。”
高新生的话说完没多久，石家庄市井陉县的工商、质监、药监、公安等部门都派人赶到孙庄，将孙庄的41个养鸭户挨个检查了一遍。高新生的养鸭基地首先被查。当天下午，孙庄乡政府就派人把高新生家所有的鸭蛋都就地封存，总共有500多个。“这些蛋都是今年下半年的头一批，鸭子刚开始产蛋就出这事，我们全家就靠这些蛋生活了。”高新生昨天在接受采访时哽咽着说。
不光蛋被封存了，高新生家的鸭子也不让拿出去卖，孙庄乡政府每天都派巡逻车看着每个养鸭户。高新生除了应付乡里的人，从事发以后还陆续接待了石家庄市、农业部等部门的调查。直到昨天，孙庄乡的派出所还在找高新生调查朱来永的下落。对于让自己陷入窘境的朱来永，高新生至今都不确定要不要恨他。他说，如果朱来永知道“红药”有毒还给他们养鸭，他就恨朱来永；否则就恨自己运气不好。
他坚持称，自己根本不知道红药是什么。在这一点上，王庭芳的说法也是如此。
部分养鸭人未受两毛钱诱惑
和高新生和王庭芳不同，同在孙庄乡养鸭子的贾树贵、贾二廷夫妇就没有受到两毛钱的蛊惑。
贾树贵夫妇今年养了750只鸭子。“最近几天，鸭子开始慢慢产蛋。”贾树贵说，这些鸭子每天能产下20个鸭蛋，按照现在每斤2.8元的市价，能卖出十几元。从11月12日开始，贾树贵夫妇陆续接待了孙庄乡、井陉县、农业部的调查。他们的鸭蛋没问题。
从2000年开始，贾树贵夫妇开始养鸭子，但2003年非典时期人们不买鸭蛋，2004年又闹禽流感，他们的养殖也时有间断。2005年，夫妇俩就养了250只，但看年底行情还不错，于是在2006年养了750只。“我们从来都不放‘红药’，鸭子的蛋一直都是黄心的。”贾树贵说。
贾树贵回忆，2005年春天，他听说乡里有些养鸭户放“红药”产红心蛋，但有人对他们说“红药”吃了不好。“‘红药’是什么东西？吃了会有什么毛病？我们也闹不清。”贾树贵说，他自己觉得在饲料里加药，总不会是好事，所以没有去找朱来永，朱来永也没有找过他。
“红心蛋跟黄心的也就差两毛钱。”贾树贵说，“我们现在也不用担心，不放药，鸭子肯定不会有问题。”只是农业部来抽样的时候杀了他的两只鸭子，至今让他觉得非常可惜。“一只鸭子至少也值30多元。”贾树贵说。
当地说法：井陉官员解释监管不力原因
一名饲料官难管数万养殖户
“一名年过半百的饲料办工作人员，要面对全县的养殖户，根本无法发现饲料的猫腻儿。”昨天，河北省井陉县农畜局局长梁万科在解释为何政府部门无法事先监管红心鸭蛋事件时说。
红心鸭蛋是饲料内添加苏丹红所致，而这应该由在政府监管职责序列内，隶属农畜局的饲料办直接管理。“我事后也问过我们的饲料办主任，为什么就没能预防！”井陉县农畜局局长说。他表示，其实饲料办的主要职责是监管饲料企业，同时也肩负抽查养殖户饲料的责任，而现实是，井陉县饲料办只有年过半百的老主任一个人，他根本无法监管全县数万户的养殖户(包括鸭子外的其他动物养殖)。
而且，鸭子养殖户投加苏丹红往往是喂食前才进行，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农畜局认为，这也加大了检查的难度。
在央视报道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很多饲料桶都已经被染红，这也是暴露苏丹红秘密的路径之一。为什么记者能看到的漏洞，官员没有却无法看到？梁万科承认，这一点显示“不能说一点责任也没有”。对于是否可能对部分官员进行处罚的问题，梁万科称，这需上级政府决定。
红心蛋事件发生后，这一监管部门无力监管的状况也得到一定改变。井陉县农畜局局长梁万科说，他们也把原本并无固定人手的“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确定了具体的工作人员，并给他们配备车辆，以保证农畜业监管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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