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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6%，涨幅比上月提高0.3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以10.7的涨幅名列首位。
虽然国家发改委作出了“全国房价涨幅总体放缓”的解释，但难以化解人们对房地产调控目标能否真正落实的忧虑。从去年的两个“国八条”到今年的“国六条”及“九部门十五条”细则，面向房地产业的调控相继而来，但房价为何不降反升？
房价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它关系社会的安居。特别是在现有的住房供应体系中，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均需以购买全部或部分产权的方式获得，用于租赁的只有廉租房，而经济适用房供应有限，廉租房捉襟见肘，民众对高房价心生恐慌就不难理解了。
1998年在制定“停止住房实物分配”的房改政策时，已有建议提出经济适用房可用于租赁，但未获采纳。当时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亟须扩大国内需求，通过产权交易激活房地产市场确实取得了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暴露了出来，一个直接的反应就是公众对房价的敏感。
开发商并非社会慈善家。解决安居政府有着当然责任。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这就是有效区分住宅作为投资品与消费品的市场属性，真正建立起一套在金融上可持续的安全的住房保障体系。
以二战后的英国为例，当时工业化加速，城市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持续供应，而低收入者又需要他们可以负担的住宅，银行的资金又需要寻求优质的项目。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政府承担了可负担住宅供给的责任，采取的办法是先出租、后出售，即政府先将银行的资金借贷出来，变成不动产，租给低收入者，让他们以较低的成本参与经济活动，待家底殷实之后，在撒切尔时代再将这些公共住宅大规模私有化，收回建设投资。
这样的做法有利于消解银行的金融风险，实现住房保障建设资金的良性循环。由于先租后售，租赁人在未获产权之前不能炒卖房屋，就不会出现像目前国内普遍存在的炒卖经济适用房的现象；商品房市场也会趋于理性。
而我们在缺失此种公共政策的情况下，廉价劳动力只能通过非正规方式，比如到“城中村”租房来获取参与城市经济活动的可能；同时，银行的存差持续攀高，已突破10万亿元，亟须安全地释放。面对如此情形，如何通过政府的良性介入，以有效的金融政策支撑大众的安居，予计划中的住房保障体系以最有力的支持，不是以低收入者必须购买产权的方式来促进房地产良性发展，并规避银行金融风险，应尽快纳入决策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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