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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积极老龄化”，为活跃老年人生活，保持身心健康创造条件。目前，中国老年大学和老年学校已经超过17000所，在校参加学习的老年人有150万人。中国老年人物质生活及自身素质发生明显变化。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历时一年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及自身素质正发生着明显变化。
日前，一位黄姓博士生导师的女儿在电话中向笔者表达了她对七十六岁的老爸“自行车总是骑得飞快”的忧虑。她说：“我爸爸一直喜欢骑自行车出门，而且骑得飞快，老远就能看到他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和我妈都为他担心。”其实，类似的“不服老”现象在今日中国并不鲜见，无论哪一座城市，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矫健的白发老人在与年轻的黑头发较劲，一个和谐的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年轻。
“不服老”的三个原因
分析人士指出，“不服老”现象之所以会在当今中国十分普遍，并非全都是来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人生豪情，而是“老人”概念已经过时，“老人不老”现象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导致“老人不老”的首要原因是人均寿命的普遍提升。据《2006年世界卫生报告》显示，截止到去年底，中国人均寿命为72岁，男性70岁、女性74岁，比1949年的35岁翻了一番。北京城区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在两年前就达到了79.6岁，比建国初的52.8岁增加了26.8岁。另一组官方数据显示，目前，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4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今后还将以每年3.3%的速度增长。其中的“老年人口”定义，沿用的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人”定义，与今日中国人均寿命普遍提升的事实不仅相悖，而且暴露出相关部门观念的滞后。
第二个原因是人不老却被人给“说老了”，因而才会更加的“不服老”。譬如不久前网上曾有一则新闻报道，题目就叫“50一老翁如何如何”，令很多半百之人不快，因为这一年龄段的人，大都拥有一颗二三十岁年轻人的心。
第三个原因是“心灵松绑”令人充满活力。改革开放二十八年来，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医疗保健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观，城镇居民的变化尤其明显。但这都还只是让人长寿的一个方面，中国人逐日宽松的政治生活环境，是更重要的方面。“心灵松绑”的突出表现是过去常见的政治禁忌、观念雷区和是非沼泽越来越少，自如的谈话语境和多样化的人生选择，以及不同价值观的人生追求，都使中国人的心灵变得前所未有的宽松。无疑，解除了心灵羁绊的人生，是一个人长寿的重要原因。
世人皆有不老之心
由于世人皆有不老之心，重新定义“老人”概念，因而也是当今世界主流发展的一种趋势。原因仍可归结为随着平均寿命的普遍提升，他国人们的心理年龄也在“逐日年轻”。在WHO公布的今年世界长寿排行榜上，日本与北非的摩纳哥和南欧的圣马利诺并列第一，意大利、瑞士等5个国家以平均寿命81岁紧随其后。法国和英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在2004年就超过了80岁，长寿现象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如此年轻的人类让美国科学家珀尔发出由衷的感言，他说：每个人的预期寿命至少也应该是80多岁，只不过是由于不同的生活习惯才导致了每个人寿命的长短不同。
英国肯特大学去年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认为，一个人的老年期是从65岁才开始的，社会上却存在着一种最为常见的年龄偏见。英国社会心理学家多米尼克?艾布拉姆斯教授也指出，对老年人的怜悯实际上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偏见，应当极力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年龄歧视，不同群体间应当紧密接触，加强不同年龄组之间的相互沟通，在几代人之间形成一种积极的关系，是应对陈腐观念的重要手段。政府在制定有关平等与人权法律时，也应当把避免对老年人的歧视和偏见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对于老年人的歧视与偏见更多的则是隐藏在传统文化里的。因为中国虽然是一个尊老爱老的国家，自古就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尊老主张，但由“人生七十古来稀”生发出来的偏见，远比英国那种“代沟”式偏见要严重得多。事实上，“人生七十古来稀”早已过时，“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说法也早不适用。继续固守这些陈旧观念的做法，实际上是在与时代背道而驰。
令人鼓舞的是，联合国按照中等生育水平计算，预测世界人口平均年龄从今天的26岁到2300年将上升到50岁(其中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为38%，现在是10%；80岁以上人口比重是17%，现在是1%)，中国的男人平均寿命为98岁，女人为101岁，人均预期寿命正好100岁，可见“老人”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
人之去留应以体能划线
重新定义“老人”概念，势必会牵扯到整个民族年龄段的划分。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需求。从党政机关用人方面看，充分尊重“不服老”客观事实的最好做法，就是在一个人的去留时不能以年龄划线，而应以体能来划线。
在一个法治与法制健全的国家，重新划分不同的年龄段，可以使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焕然一新，还可促使每一个人主动地从“老有所养”转到“老有所为”上来。如此不仅会给整个社会分工带来积极意义上的调整，亦将使富于活力的中国变得更加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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