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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大学生：行在现实与理想的十字街头
[访谈背景] “毕业即失业”已成了不少大学生的口头禅。进入明年，我国的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高校毕业生明年增加82万人，达495万人。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已经将引导和鼓励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作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高校毕业生大多数“扎堆城市”，宁可在城市“讨饭”，不到边远地区“找金”。各地就业不平衡的现象继续恶化，特别是需要人才的地区进一步成为“人才输出地”。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局面一时难以根本扭转，但城市出现大量不能及时就业的青年，不仅是资源的巨大浪费，也将日益成为威胁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因此，一方面需要继续积极倡导新型择业观，另一方面还需要在建立有效引导青年学生到基层就业的激励机制上多下功夫。
李华：“2006，我在农民工市场上找到了工作”
位于南京城南的安德门农民工劳务市场上，最近经常会出现一些大学生的背影，和那些文化素质不高的农民工相比，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大都制作了非常精美的简历。从今年10月开始，南京安德门农民工劳务市场67号窗口开设了大学生就业窗口，一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报道后，就有一点心动，可一时还没有这个勇气，真的有点怕丢人。读了10多年的书，最后却在农民工市场上找工作，说出去确实让人笑话。”23岁的李华是江苏省一所师范院校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的本科生。从去年11月开始，他参加过的招聘会已经不下20次，但每次都是碰一鼻子灰。渐渐地，他理想中的薪金标准也从当初的2000元/月降到1000元/月。“没有工作的焦虑让我放下了那点可怜的自尊。不久，我便鼓起了勇气，带着简历，找到了安德门农民工就业市场。很快，我接到了对方单位打来的电话，他们答应聘用我了，试用期工资800元，转正后再涨到1000多元。尽管工资不高，但毕竟有了工作，也能学到不少东西。”
李华告诉《半月谈》记者，不管在招聘会还是在农民工市场找工作，提供的都只是一个用人方和应聘方互相交流的平台，关键在于大学生们能不能放下“精英阶层”的架子，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劳动者。
郭翔：从“理想待业”到“打工生存”
年仅22岁的郭翔早上6点多钟就出门了，在住所附近的一家小店买几个肉包后，匆匆地向公交车站走去。
郭翔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是当年系里最具新闻理想的学生之一。从“深圳待业”到“北京打工”，现实的残酷让他不得不迫于生存压力而放弃一些理想。“参加过许多媒体的面试，给我最直接的感触就是，没有工作经验又不是应届毕业生，在招聘单位眼中的身价似乎就低了一大截。今年4月底，我幸运地来到一家网站工作，主要是帮公司写一些日常事件的稿件，一个月赚大约2000元。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否则就得回老家湖北去，因为当时手里的积蓄就快用完了。”郭翔说。
黄勇：“做自由职业者我也很快乐”
2006年这一年，对于黄勇来说，其工作状况一直游荡于“失业”与“就业”之间。黄勇大学学的是广告学，主攻市场营销方向。女朋友郭鑫是北京人，毕业后两个人一块来到北京过起了自由的生活。由于家境富裕，双方父母在北京东五环给他们买了一套楼中楼。
黄勇丝毫没有失业的窘迫。他告诉《半月谈》记者，自己经常帮一些公司搞活动策划，每次收费500～1000元，一个月接三四个单，就能解决一个月的开销。“有一段时间，我也想过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怕别人误认为我是不工作而全靠家里养活的‘啃老族’。但从小到大向往自由的我，不喜欢父母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做自由职业者，我也感觉非常快乐。”尽管如此，黄勇在接受采访中仍然表示出一点担忧：“中国人自古习惯居安思危，这种生活在给我自由的同时，也让生活充满了风险。”
康聪斌：“临时代课让我改善了食宿”
七八平方米的房间里，摆放着一张床和一个简易的衣橱，一些与中文专业有关的书杂乱地放着，能落脚的地方几乎没有……位于南京城西清凉山庄7楼，面对眼前的一切，27岁的康聪斌一直在犯愁，眼看着年底快到了，他所代课的几家中专院校的课程就要结束了，没课代，他该如何维持自己的生计？
考博的失败和严峻的就业形势让康聪斌陷入了生活的困境。这位个子不高，看上去有些瘦弱的河北小伙不得不到人才市场上找工作。康聪斌告诉《半月谈》记者，他去过5次招聘会，却还没有参加过一次面试，“要么是单位门槛过高，要么根本不是诚心来招聘的”。
找不到工作，生活还得要延续。他发现了来钱更快的“秘诀”，就是到一些中专院校去代课，每节课30元～40元，一个星期上12节，一个月下来就可以挣到1500元。正是借着这个“秘诀”，康聪斌改善了自己的伙食和住宿条件，搬到了对他如“天堂般”的清凉山庄。可随着学期末的临近，他的“秘诀”快要失效了，他必须得寻找新的途径赚钱。尽管目前的状况不是很好，但康聪斌对未来却一点都不气馁。“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实现自己的愿望的。”
翁倩：希望并失望着
24岁的翁倩去年从四川一所综合性大学毕业，便和男朋友一起漂流到了浙江台州，以为“那里遍地是金子，一拣就是一兜兜”。然而，在那里当了一段时间的记者后，文化上的差异让她觉得生活起来很压抑，于是选择了离开。
2006年初，翁倩唱着《打工12月》，坐着硬座车回到了家乡。“成都人才市场和省人才市场每周都有招聘会，上人才市场就是我们没工作时的工作地点，我们天天啃着面包背着矿泉水在人才市场走来走去。因为有希望，人就不至于发疯，不至于做出过激的举动来(比如跳楼)。我有个同学在成都找工作，最近烦躁得要自杀。她是独生子女，期望过高就会影响就业。一次，我们几个女孩子聚在一起，都觉得在大学里一定要找个好对象，免得毕业后为失业生活费操心。现在，我的好多朋友都找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工作，有的跟自己的发展定位根本南辕北辙。”
韦芸：“听说有低保，但放不下面子”
韦芸是广西某高校计算机专业2005年毕业的一名学生。2006年，她独自一人在南宁生活，平时靠向父母和亲戚朋友借钱过日子，至今仍在寻找一份理想的职业。韦芸毕业后找过几个工作，但不是单位觉得女生不太适合干编程，就是给的待遇太低。“我就不信女子不如男，现在虽然我向别人借钱，但我一找到工作，就会还给他们的。”
《半月谈》记者告诉韦芸，失业大学生也能够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韦芸也直言不讳：“我听说有低保可以领，但始终放不下面子。我不是找不到工作，只是现在能找到的工作不太符合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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