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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煤窑关闭上演“拉锯战”
从目前的公开资料来看，兰州红古两起矿难皆源于技术性失误。而《中国经济周刊》调查获悉，技术失误的背后其实存在着更深层次的产权归属、利益划分的矛盾。
红古区是兰州市市辖的五个辖区之一，而窑街煤矿局就位于红古的自然行政辖区里，是一家国有煤矿。
然而，一个较为特殊的情况是，在窑街矿务局的辖区内除了矿务局的职工及家属外，还雇有一批当地的农民在为其工作。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到，这些农民人数在7000人左右，从1978年开始，划归矿务局管理。从行政管辖上看，是属于“矿上的人”，但却没有矿上职工的身份，而从农民的身份来说，又没有土地。
早在1978年，窑街矿物局为了便于征地采煤，将矿区附近的4个村共1800多户村民划归矿区管理，随着煤矿经营规模的扩大，20多年的时间里，产煤区和塌陷区逐步侵占了4个村村民的农田。
现在7000多人共有不到土地210亩，人均耕地0.034亩，已经无法进行基本的农业生产。长期以来，这些失地农民都依靠挖煤为生，而这也成为兰州窑街矿务局“小煤窑”不断出现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周刊》获悉，像这样的小煤窑共计33个。此次发生矿难的2家小煤窑就在这其中。
自安监总局开展煤矿安全整顿工作后，当地矿务局依照政策关闭了这些设备落后，安全投入不足的小煤窑。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生活很快陷入困顿之中。在多次集体上访未果的情况下，农民们又开始“靠煤吃煤”。
于是，取缔关闭—死灰复燃—再取缔—再开采，当地政府和农民开始了长期的拉锯战，几个回合下来，当地政府发现，在农民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取缔。
在此背景下，经省政府协调，会同兰州市红古区、窑街矿务局提出了一个各方基本接受的方案，即原属窑街矿务局的这些农民，划归地方管理，作为相应的安置措施，甘肃省、兰州市、窑街矿务局各级财政按比例共贴付资金1.4亿，并将这些划归的农民纳入当地低保范围内。
2005年11月，甘肃省协调各方对这些农民的安置做了规定：一、矿上所属4个村的农民划归地方即红古区政府管辖；二、4个村99%的农民享受当地低保；三、抽调各方配套资金复垦农田。
多赢方案过不了“钱关”
这本来是一个多赢的方案，但却未得到预想的结果。
《中国经济周刊》在当地获悉，尽管对搬迁资金没有全部落实有种种说法，但搬迁户没有拿到搬迁费用确实是事实。仅有的低保并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
当地一位文化较高的老村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不是我们非要和国家要钱，关键是我们没有维持生活的生产资料，像其他村子，娶了媳妇生了孩子，生产队都要多划分出来土地，如果我们像他们那样就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划归地方的农民又操起了旧业，开始挖煤。尤其是在煤价飞扬的今天，采煤显得更“实惠”。
《中国经济周刊》从当地村民口中获悉，在划归地方的4个村中，共有青壮劳动力4500多人，且大多在附近的小煤窑工作，每次小煤窑整顿之后，村民们会在风声过后继续开采，或者去外地打零工。由于长期依托在矿上，生产技能单一，又没有其他职业教育培训，在劳务输出方面没有任何竞争优势，迫于生计的青壮年劳力在当地煤矿出现事故被关闭后只好到山西等产煤大省，转战小煤窑继续靠挖煤为生。
此外，据一位姓高的老村长介绍，这些无地又失业的年轻人，整天在矿区周围游荡，给村里的社会治安也带来隐患，此前，已经发生过好几起案件。
4口之家的山根村村民何师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家里的2个孩子一个在上中专，一个在上高一，以前小煤窑没关闭时，他们夫妇俩每天都去小煤窑挖煤，他和老伴一天下来能挣20块钱，扣除下雨天不出工和安全检查停工，平均下来一个月能挣400多块钱。再加上每个人80多块的低保，生活虽然清贫，但还勉强过的去，小煤窑关闭后，家里基本失去了生活来源。
“其实我们也不想去小煤窑，可是没办法。”
就在矿难发生后的几天，《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还在矿区看到，大量农民依旧“蠢蠢欲动”，伺机掘煤。
一方面窘迫的区财政无力安置农民，另一方面又要全力保证不再发生矿难，两难境地下的红古区委、区政府领导开始包干划片，抽调大量工作人员，日夜蹲守矿洞劝阻农民不要进洞掘煤，以防小煤窑死灰复燃。
当地安全生产部门甚至采用安插“卧底”的方法侦察小煤窑生产的动向，使整个部门属于超负荷运转。
即便如此，据该区领导透露，如果没有一个长效机制通盘解决这个问题，死伤的事情还会不断发生。
冬天里的安监局长们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
自从上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以来，李毅中就开始不断地、匆匆地奔行在处理各种事故的路上，去面对那些或多或少的矿难事故。11月5日，大同煤矿集团公司轩岗煤电公司焦家寨矿511采区、51108掘进工作面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李毅中闻讯后带领专家连夜赶赴焦家寨矿难现场，了解事故情况。
11月14日至21日，李毅中又带领国务院安委会督查组来到辽宁省抚顺市检查工作。其间，李毅中相继奔赴抚顺、丹东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听取当地市政府对煤矿整顿关闭的汇报。
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煤矿监察局局长赵铁锤
身为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同时身兼煤矿监察局局长的赵铁锤，在这个冬天也是异常的繁忙。11月13日下午，在山西省灵石县南山煤矿现场抢险指挥部里，面对当地官员一问三不知的情况汇报，赵铁锤不禁动怒。
山西灵石，对于这位煤矿监察局官员早已不陌生。今年七月间，赵铁锤曾赶来参与当地一家煤矿生产事故的指挥救援。不足半年时光，两次“光顾”此地。灵石县的安全生产局面让他颇感意外。
山西省安监局局长、煤矿监察局局长巩安库
在11月的最后两周内，接连发生了6起矿难，身为山西省安监局局长、煤矿监察局局长的巩安库忙得不可开交。从焦家寨、灵石，到芦苇滩，每有矿难都必有这个安监局长的身影。就连参加省政府的各种煤矿安全会议，他也是常常从一个事故现场匆匆赶回，之后再匆匆赶往下一个事故现场。
贵州省煤矿监察局局长何刚
11月8日至16日，国务院安委会督查组对贵州省煤矿整顿关闭工作进行了督查。在此期间，身为贵州省煤矿监察局局长的何刚陪同国务院安委会督察组实地检查了贵阳市、黔南州、毕节地区等三个市(州、地)六个县(区、市)的31个煤矿。
针对督察中发现的问题，贵州省将组织9支督察队，从12月初开始对全省煤矿进行为期半个多月的大整顿。
云南省煤矿监察局局长邹立生
忙完了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后，云南省煤矿监察局局长邹立生就直接赶到了矿难事故现场。11月25日，云南省富源县昌源煤矿特别重大瓦斯爆炸，直至11月30日，邹立生仍然留在矿难现场处理后续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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