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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陈德仁的书房，只见除了两面墙整体落地的书柜以外，地上书桌上也到处堆放着一摞摞的书和资料，已然没有下脚的地方，他抱歉地说：“对不起，病了以后，没有精力搞研究工作了，想整理一下。”他老伴儿一边给我腾地方，一边说：“这里原来放一张双人床，给在北京的儿子一家过年回来住，就因为老陈的资料越来越多，把双人床改成了架子床。”我知道陈德仁所说的研究工作是他深深热爱并全身心投入的天津市党史征集调研工作，我还知道陈德仁刚刚出院一个多月，而就在这次住院前，他还应一家媒体之邀，抱病为其写了一万多字的史料。
陈德仁今年76岁了，1990年他从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当时他的心情很郁闷，他还有好几个没完成和刚刚开始的调研专题，他很想亲手做完。客观上，他已经着手的那几个专题，别人一时还难以接手。陈德仁解放前的老领导左建听说了觉得很遗憾，就亲自出面请他再次出山。可陈德仁的犟脾气上来了——不去！但左建也很执著，三次邀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陈德仁被说服了。以后的事，连陈德仁自己也没想到，这再次披挂上阵一干就是17年。这期间左建已经作古，现在陈德仁一提起左建就很动感情，那是敬慕、感激和遗憾。
17年来，陈德仁独来独往，像一只辛勤采蜜的蜂，像一只痴情传播花粉的蝶，穿梭在自五四时期至上个世纪50年代末天津市党的浩繁的史料中。17年来，他指导、审定了天津市各区、县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资料汇编21本，编著了《天津地下党斗争》、《天津历史风云》、《天津战役研究》等5本史料，参与编审革命先驱、领袖在天津的事迹和一些领导人的纪念文集的出版共10余本，与他人共同编辑《解放战争时期天津学运史料》、《海河儿女南征路》等，在各类报刊上发表党史研究、人物事件等内容的文章88篇。人们公认他是本市资深的党史研究工作者。
离休前后，陈德仁搞党史研究的时间加起来已近30年，这几乎是他全部人生的一半儿。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干的最有意义的一件大事。他在学生时代参加了天津地下党外围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为天津解放热血沸腾地做了很多工作。他对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前辈们非常崇敬，对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桩桩件件的往事都充满了感情。1981年，他有幸供职于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从此他以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责任感，执著而坚韧地走进时间的隧道，一干就是10年。离休后，17年来，有人邀他经商，有人拉他炒股票，他都拒绝了，他孜孜不倦，心不二用，只干一件事——征集、研究天津党史。为此他不但没有赚钱，而且还往里搭钱。对于这一段经历，他无怨无悔，并且充满了成就后的自豪感。业内人士说：的确，陈德仁离休后的成就大于他在职的时候。
天津战役的指挥官刘亚楼将军曾对天津战役的胜利取得有过中肯的评价：一是，“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二是，“华北党组织，特别是天津地下党的同志，供给了详尽的天津敌情资料，连每一座碉堡的位置、形状、守备兵力都有具体的交代，这就使我军迅速掌握了情况，因而下决心，定作战计划，部署兵力，都有了确实可靠的基础”。地下党配合天津战役这个题目很大，且意义深远。陈德仁想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再不抓紧抢救，许多内情就会随着当事人的逝去而永久地深埋于历史，成为不解之谜。他就以此为切入点，对天津战役是怎样打的？天津地下党又是怎样配合的？进行了大量的考证。他不局限自己多年的材料积累，也不拘泥于现成的档案和一些回忆录，而是不辞辛苦地搜集线索、发信征集、登门访问，甚至自费出差与当事人逐一核对细节，然后把众多的材料放在一起反复研究核对，取其“确切”。对待“各有所云”的问题，哪怕是时间上的一天之差，地点上的一街之误，他也要不厌其烦地求其“真实”。毋庸赘言，这种劳动是艰苦的、细致的、繁杂且又孤独的。
据陈德仁了解，天津地下党解放前曾经为华北局城工部提供了8份城防图，这些图涉及许多系统众多方面，如敌军驻防图、敌军长官居住图、市区形势图、敌军碉堡图、敌军调防图等等。为了这些图的获取、复制和转送，天津地下党有关工委的领导和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费尽了周折。但是由于当时工作是单线联系、时间久远、有些当事人去向不明，要想搞清楚一个细节都会让陈德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仅说解放军部署攻打天津的依据，也就是地下党为华北局城工部提供的一份城防图的具体时间，领导此事的王文源和其他四位参与者有记忆上的分歧。不经意间陈德仁发现这五位同志虽然都在本市，且解放后各自都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却彼此并不认识。时隔40多年后，经陈德仁的串联，王文源、麦璇琨、刘铁淳、康俊山、赵岩五位七旬老人欢聚一堂，其激动之情难以言表。他们追忆了当年许多地下战线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核对了他们共同完成这份城防图的许多具体的情节，统一了各自记忆上的分歧，还历史于本来面目。继而陈德仁撰写《五老共话城防图》的史话，发表于《天津日报》，轰动了天津史学界。
研究历史就应该具备排除干扰和伪谬的勇气，及求真索实、秉笔直书的正气。搞现代史尤其是党史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陈德仁就非常感人地做到了这一点。有一位老同志私下里曾找到陈德仁说，多年来天津地下党的史料上存在着一些错误，不知你敢不敢去纠正？此时陈德仁就是在职也可以婉拒，因为此事有可能会得罪一些相识多年的老同志。可是陈德仁没有绕着走，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调查了好几位知情人，证实原来的史料的确存在差错。对此那些经历无数风雨的老同志胸襟宽大，不但没有因此和陈德仁系上过结，反而关系更亲密了。不过，陈德仁也有过“走麦城”的时候，有一次原地下党市政党委的领导人当着陈德仁的面拍了桌子，指责他把1949年年初地下党获取一份重要敌情的某个情节“张冠李戴”了。当时一大把年纪的陈德仁脸红了，工作了一辈子也没有让领导这样指责过啊，他心里很别扭。有位老朋友知道了埋怨他：“人家是赔本赚吆喝，你是赔本赚骂。已经离休了，这些事有你的嘛！”儿女们也借此机会劝：“这么大年纪了，不要再骑着自行车东奔西跑了。”但陈德仁认为，既然有分歧就得把真实情况弄清楚。他经过分析认为这个事件的关键人物是李光诒，可是李光诒在北京刚搬家，新地址不明。陈德仁像“淘宝＂一样，锲而不舍地到处打听，终于找到李光诒的确切地址。经李光诒证实，当时为了尽快得到敌情，地下党采取多条线工作，这就造成陈德仁的误解。事情搞清楚以后，陈德仁毅然重新修正了原稿。十几年来，陈德仁就是这样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执著地搜集、撰写天津党史资料达上百万字，把天津地下党的同志们在那残酷的斗争年代，冒着生命危险和敌人斗智斗勇的英雄事迹和光辉形象，带出了时间的隧道，永载革命史册。
陈德仁搜集整理史料还涉及解放前后天津民运史、学运史和天津南下工作团的情况，这些都是别人很少涉及的冷门。他所做的研究工作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天津南下工作团虽然只涉及解放初期的2000多个热血青年，他们随军南下分别参加了解放两湖、两广和海南岛的战争，并把一生都献给了当地的建设，有的就牺牲在南下的途中和战场上。对此天津市政府大事记上仅记载一句话，党史的大事记上则没有记载。在“南工团”南下52周年之际，陈德仁主编的《海河儿女南征路》问世了，填补了这一空白，并开创了将“南工团”的事迹载入当地党史之首例。许多身在异乡，已是一头华发的老南工团员捧读这本书，激动得泪流满面，对把他们这段可歌可泣的青春事迹载入史册，由衷地感谢故乡天津没有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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