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被“双规”的女工
焦艳霞，34岁，1990年参加工作，一直对这家企业“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她被派往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成都办事处工作。2001年的一场变故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她回忆说，2001年9月29日早晨，公司两位工作人员来到她的住处，说：“你完成任务不好，领导让你和我们一起回去。”随后，3个人从成都双流机场坐飞机到北京，再转乘公交车回到了石家庄。
下车后，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刘广振将她的手机收走，宣布她经手的一批货“丢了”，要她把情况“说清楚，写出来”。当晚，就派两个人看着她。焦艳霞没想到，从这时起，她失去人身自由长达42天。以后的日子里，公司派了5名女工每天24小时轮流看着她。上厕所、吃饭、睡觉都有人监视，不允许向外打电话。
焦艳霞回忆，最初半个月，是每天写“丢失经过”，逼迫她承认“货丢失责任在我”、“我自愿赔偿”。后来，她才知道，在自己失去自由期间，她的爱人于建波受到“株连”，也被公司关押了19天。
被关押42天之后，公司突然有人告诉她：“厂里对你不错，现在天气也冷了，你身体也不好，回家去吧。”
就这样，她“不明不白地恢复了自由”。
此后，她多次到公司，但门卫已经不再准许她进门。随后，她开始向司法机关反映自己被限制自由的情况，此前，公司已经先行一步，向司法机关控告她“丢失服装”，要求她“赔偿损失”。
2005年年底，她接到了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通知，公司控告她丢失服装一案“不予立案”。这个结论已经表明了她的无辜和清白。
她控告公司“非法拘禁”一案被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立案侦查，并被公安部进行督办，焦艳霞的遭遇受到了重视。为此，石家庄市新华区政法委召开了有区人大、区检察院、区法院、区公安分局负责人参与的听证会。但由于涉及吴砚田及其所属企业，最终没有了下文。
记者曾当面询问当事人刘广振，刘承认限制了焦艳霞的人身自由，但是经过了当时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的主管部门——原石家庄市经委纪委的同意。记者在石家庄市纪委采访时得知，根据管辖权限，所谓的石家庄市经委纪委，没有权力批准“双规”，所谓“双规”(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是针对党政干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种纪律检查手段，只有中央、省、市级以上纪委才有权批准，具有集体企业工人身份的焦艳霞被“双规”，石家庄市纪委及上级纪委毫不知情。
知情人透露，所谓石家庄市经委纪委的批准，是在焦艳霞不断上告，要求追究刘广振等人法律责任之后，有人刻意“补上”的“挡箭牌”。虽然此举违反党纪国法，但直到今天，也没有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一个老工人的期盼
苑建恒，56岁，1968年参加工作，在这家企业工作了30年。1997年11月，他认识了“工人律师”刘秀珍，得知了按照《劳动法》规定，企业不能克扣工人工资、加班要发给劳动报酬等法律知识。1997年12月25日，他到石家庄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企业支付自己被克扣的工资和加班费，解除劳动合同等等。没想到，此举得罪了吴砚田，苑建恒后来回忆说“自己捅了马蜂窝”。
此后，这一劳动争议进入了诉讼阶段，在新华区法院一审支持苑建恒的请求之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让苑建恒将住房“退还”。1999年11月7日，正在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的苑建恒没有料到，家里的家具、财物被清理一空，拉到了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的车库里，一夜之间，自己失去了居住了15年的住房。
苑建恒的遭遇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视，最高院致函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核查。2001年2月2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原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裁定“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在此前后，吴砚田不止一次以“全国人大代表”名义致函有关部门，施加影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再审，维持原判。
斗转星移，匆匆数年，一直奔波、申诉的苑建恒被确诊罹患癌症，他期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能有一个新的说法。
4年多时间里，记者多次前往石家庄调查，见到了许多被鸣鹿公司克扣工资、罚款、扣档案的职工，他们焦灼的表情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最近，有人致信有关部门，要求“彻查吴砚田的问题”，“不枉不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