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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级人防办大打“口水战”
被人四处告状的滋味显然不好受。接受采访时，临汾市人防办正在收集各种资料，准备迎接市人大、市政府一些领导和媒体的询问。
2000年年底临汾“撤地建市”前，临汾地区人防办并不是一级政府机构，没有承担任何收费等行政职能。
“撤地建市”后，临汾地区变成了临汾市(地级)，临汾地区人防办也改成了“临汾市人防办”；而原临汾市(县级)则改为尧都区，原临汾市人防办改成了“尧都区人防办”。
临汾市人防办工程科王会杰科长介绍说，2002年4月，临汾市政府办公厅发布文件，对市人防办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做了规定。文内称市人防办“负责本行政区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简称结建)工作的组织、管理”，并称“本部门和尧都区职能划分意见另行通知”。
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尧都区人防办”依然在负责本区的结建工作，这和临汾市人防办的职能发生了冲突。
2002年5月，临汾市人民政府下发“29号文”，规定市人防办“负责临汾城市规划区及临汾经济技术开发区、重要经济目标区内的结建工作”；“侯马市、霍州市、各县人防办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结建工作”。
“临汾城市规划区”，是指“东至东王、北至东芦、南至大韩、西至大运高速”的区域，这正是尧都区的核心城区所在。
“29号文”，惟一没有对“尧都区人防办”做出职能划分，等于“完全剥夺了尧都区人防办的结建权”。
权利合理分配才会和谐。对此，“尧都区人防办”当然不服。
对“29号文”，“尧都区人防办”认为其违反了《人防法》，最后竟然把“临汾市人防办”告到了国务院，要求撤消“29号文”。
此后的时间内，虽然“临汾市人防办”多次警告“尧都区人防办”不得收费，但也一直未采取什么强硬措施。最后形成的格局是“你收你的，我收我的，互不干涉”。
“尧都区人防办”主任邓放中介绍说，他们的工作人员有执法证，有收费许可证，“我们是尧都区政府设立的人防主管部门，对该行政区域内的结建工作依法享有管理权”，“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力，任何单位个人不能剥夺”。
邓放中说，此次“临汾市人防办”把近年在尧都区政府行政审批大厅办理了“结建手续”的几十个单位全部起诉到临汾市中院，要求强制执行，“致使这些单位纷纷找到尧都区政府，要求退钱”，“这实在有损政府形象”。
邓还说，“临汾市人防办”不仅“收权”，而且“扣钱”。“尧都区人防办”现在还负责着城区5万多平米的地下人防工程维修工作。以前，省人防办每年直接拨款4到6万的专款，用于维修工作。但是，到了2001年“撤地建市”后，这些专项款被“临汾市人防办”全部截留，“他们没有维护任务，却把维护专项资金全花了”。
临汾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其地处晋南地区交通要冲，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其主市区分布着自抗日战争以来不同历史时期修筑的地下防御坑道多处。解放以后，鉴于临汾市在我省乃至全国人防体系中所处的战略地位，国家有关部门确定临汾市为三类人防重点城市。
邓放中为此忧心忡忡，“这些地下人防工程大都是70年代的工程，如不维修，出现坍塌伤了人怎么办？”
此言不虚。1999年3月22日，山西省商业干部管理学校操场塌陷，47名学生掉入，3人死亡；2003年1月7日太钢25宿舍区发生地面塌陷，楼房垮塌，居民180户，500多人无家可归——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尤其是法院做得更过火”，邓放中说，“这是两级政府的事，法院为了赚取一些执行费，就轻易参与这类事件，实在不妥”。
对“29号文”，邓放中一直耿耿与怀。他举了个例子，说有的单位已经开始钻了文件的空子。1999年时，中保财产保险临汾营业部欲盖办公楼，按规定要缴纳215万的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但由于资金困难，先缴了6万元。2004年8月，“尧都区人防办”对中保财产保险临汾营业部等数十家单位进行追缴，其他单位都补上了余款，惟中保财产保险临汾营业部将“尧都区人防办”起诉到临汾中级法院。临汾中院根据“29号文”，判决“尧都区人防办”不得收取此项费用。
“那是200多万的国防经费呀”，“交给谁倒是无所谓，但绝不能让它流失了”，邓放中气愤地说，“我敢保证他们至今一分没交”。
尧都区政府行政审批大厅的负责人介绍说，在2000年年底我省“撤地建市”后，地极市和市政府所在区的两级行政部门一直存在着权利分配问题，这也是“撤地建市”过渡期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像临汾市两级人防办闹到现在“水火不容”的“实在罕见”。
两级政府部门争着收费形象何在？
天遂公司董事长苏德胜评说此事，认为“两级政府部门争着收费，败坏了政府形象，坑害了民营企业” ；“临汾中院惟利是图，司法环境实在糟糕” 。
事发后，临汾市政府市长助理张立仲专门就此事做过调解，但无济于事，“法院根本不听” 。
临汾八中的王书记说，“这件事严重影响了两级政府的形象，要钱不要政府脸面”。
苏德胜还反映说，“临汾市人防办”给“广奇家私城”开的发票居然写的是“设计费”，“他们两级人防办都没有设计资格”，“可能是要挪用国防经费”。就此一说，记者向“广奇家私城”的老板王崇明求证，王在电话中吱吱唔唔，显然不愿得罪执法单位。
采访中听到的另一件奇事是：临汾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委托长林房地产公司给职工建设集资楼，但在办理建设手续过程中，“临汾市人防办”某些人员提出要分房子，结果临汾市政府办公厅把手续办到了“尧都区人防办”。这一点，记者在尧都区政府行政审批大厅得到了证实。
尧都区人大一位干部介绍说，这件事情的发生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我国建国后一直实施4级政府架构，比国际惯例多出一层；而“撤地建市”后，使原先仅被定位于省级政府派出机构的行政公署脱胎为一级政府。如此一来，国内政府层级比国外通例多出了两层。现在回头看，“撤地建市”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成本高企的弊端进一步放大，以至于许多地级市被人称作“漏斗财政”，出现与县争利的现象，成为县域经济的“抽水机”，被人讽为“市刮县”。
而在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家有关部委正在研究政府层级和行政区划改革的问题，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议题是“省管县”，这使得地级市建制的变革与存废问题被提上日程。
“现在的紧要问题是两级政府需要坐下来，研究权利的合理分配”，“靠行政命令强压不是长久之计”，这位干部说，“毕竟大家都要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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