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矿工
老矿工
1960年7月，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对华经济援助协议，撤走专家，逼迫我国限期还债。为争一口气，尽管面临“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还是勒紧裤腰带还清了这笔债务，这是我国的尊严和声誉之所在。
周恩来总理1964年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及李先念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做的《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都有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折合人民币五十二亿九千余元。按照协议，这些外债应于1965年前全部还清。
当时我国建国仅十年有余，工业尚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农产品来偿还。
鸡蛋、苹果要过筛子，大了小了都不要；猪肉要卡一下膘，肥了瘦了都不行——这是前苏联当年验收中国抵债物资时的真实写照。
以农产品还债，何时才能还清？中央研究决定，以苏联急需的稀有矿产品来抵债。按当时农产品与矿产品价值的对比，一吨一般的矿砂能抵数吨农产品，而一吨稀有金属矿产品比几十吨甚至上百吨农产品价格都高。用稀有矿产品来抵债，既可以省下粮食缓解人民生活困难的局面，又可以加快还清所欠债务的进度。
在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到1962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他食品值二十一亿新卢布。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提供矿产品和五金值十四亿多新卢布……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到1964年，我国提前一年还清了上世纪50年代欠前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年10月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还清了欠前苏联的全部债务。
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
有资料显示，可可托海矿务局还债矿产的价值占到了总外债的40%。可可托海矿务局，尤其是三号矿是如何为我国偿还前苏联债务的呢？
誓师会饿着肚子搞会战
1961年初冬，当时的国家重工业部接受了向前苏联出口矿产品的艰巨任务。
还债任务下达后，重工业部立即向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发出全年生产抵债矿产量的指令。向前苏联出口锂、铍、钽铌等稀有金属矿产品的任务最终落到可可托海矿务局的肩上。
可可托海矿务局领取任务后，立即召开“03号百日会战誓师大会”，提出了“大干苦干四十天，提前完成保出口任务”的响亮口号。
可可托海矿务局从一矿各班组中抽出两百名思想好、有经验、能吃苦的青壮年党员和先进员工组成“采矿营”，由已故的原可可托海矿务局团委书记曹孝义任营长，孙汉章任教导员，各代班组长都是矿上优秀的值班长。采矿营直属矿务局管辖，实行军事化管理，下设连、排。
入冬后的可可托海气温降至-40℃左右，滴水成冰，更困难的是粮食供应严重短缺，就是有时运来一些面粉，也是“105”号黑面。何谓“105”号黑面？就是“一箩到底”的麸子面，其中还掺杂着5%的细砂石、泥土、草棒、羊毛等杂物，但就是这样的面粉也供应不足。最困难的时候，矿上临时取消了“定量供应”，实行了“配给制”——矿山工人每天每人六个馒头，车间工人每天四个馒头，机关人员只给四碗糊糊。
当时，矿务局领导考虑到工人所要付出的劳动非常繁重，决定在加班加点后发放“加班费”，但这一决定遭到了工人们的坚决反对，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国家有困难，我们讲条件还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吗？我们不要加班费，同样也要提前完成任务。”
孙汉章1953年起任可可托海矿管处保卫科科长，离休前任新疆有色集团公司纪检委副书记。他说：“的确，当时粮食供应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食品商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矿领导还是千方百计设法给‘采矿营’的工人们一些补充，从各个食堂东拼西凑一些粮食，每天给每人补贴两个黑馍馍。大家都感到这是特别的优待。”
千余人三班倒手选矿石
每天天不亮，“采矿营”的工人们身背两三个牛皮口袋，手拿镐头和铁锨等工具，奔赴采矿点。等到爆破矿石的警报解除后，大家就涌向采矿面去抢工作面，如果抢不到好一些的工作面，意味着一天的任务不能完成。
“大家镐头挖，铁锨铲，中午也不休息，就在矿场上吃点冷馍。因为汽车不能开到山坡上，下班前还要把重达百十多公斤、装有锂矿砂的牛皮口袋从山腰沿着乱石成堆的小道上背下来，每天都要背上两三次。有的人要背上四五次甚至更多，因为他们一天能挖一吨左右。”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稀有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工作部主任高新吉说。
选好的矿石被集中在一个库房里。高新吉说：“记得库房是土木结构的，大门朝东，南北宽约二十米，东西长约三十米。”
采矿营的干部们，白天要在工地上帮工人操作，晚上还得和技术人员协调第二天的工作，始终坚持在第一线。
高新吉说：“采矿营是一支突击队。”事实上，当时，全矿区的职工都在为“保出口”忙碌着。
一矿(三号矿坑)在鼎盛时期有三千多名职工。在两个竖井里，前面的工人手持风钻开采，后面的人用十字镐挖刨，挖出的矿石用马拉的矿车拉到选矿厂。选矿厂就有职工一千多人，实行三班倒。
“2号竖井采到了七八十米处时，地下水出来了，矿上成立了疏干队，打沉井抽水，情况才有所改善。”高新吉说。
当年，用于偿还外债的绝大部分矿石都是手选出来的。高新吉说：“当时矿上有职工几千余人，这么多人干什么用？就是手选矿。
“1961年10月以前，绿柱石的手选工作是在矿尾的帐篷内进行的，回收率仅为60%左右。1961年10月，建立了简易手选室，室内有长桌、木凳，矿工们可以坐在明亮的灯光下破碎矿石，挑选铍矿石。坑内运出的矿石，经手选室漏斗格筛除明显的废石，再经过振动筛筛选。直径小于六毫米的细砂，不进行手选，堆放在露天等待以后机选，六毫米以上的在选矿台上进行手选，回收率达78%左右。
“手选后的矿石被倒进漏斗里，漏斗下面是一条由卷扬机带动的传输带，由传输带将这些选好的矿石运往尾矿。”
采访中，很多老职工告诉记者，当时有不少透明或半透明的单晶宝石矿物(海蓝宝石)同一般绿柱石一起被采出，只要简单加工就可以成为宝石戒面，但当时大家并没有把它当成工艺品原料加以挑选利用，而是混在一般绿柱石中销到前苏联。
青少年读书采矿两不误
为了及时还清债务，除采矿营在三号矿突击采矿外，可可托海矿务局还默许矿上的职工寻找新的矿点。
可可托海矿务局退休职工孔古尔拜老人回忆说，他是1953年参加工作的，当时在距离三号矿约三公里的二矿区工作，为了多寻找矿点进行开采，1957年他被调到四矿区找矿。
四矿区距离可可托海三号矿约五十公里，孔古尔拜和队友共十余人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达目的地。
“当时雪有两米厚，风一吹，雪上都是一层冰。为了防止滑倒，我们脚上穿的毡筒底下钉了防滑的马掌，走路速度很慢。”孔古尔拜说。
那时，矿上的所有工人都佩戴工牌。工牌是金属做的，上面有五角星、齿轮，交叉的锤子图案，图案下方是持有人的工号。
马祖木汗当年在矿上的编号是“301”。工作时，因为年纪太小，他被留在了选矿场，每天跟着大人们去完成属于自己的任务。现在他退休了，还住在可可托海。“任务都是定量的，锂铍矿每天是六十公斤到七十公斤，钽铌矿每天四公斤到五公斤，风石每天两百公斤到三百公斤。”摸着当年的工牌老人回忆说，“当时，大家都比着干。”
据马祖木汗老人介绍，当年，矿上十六岁以下的孩子每天在可可托海技术学校里上四个小时课程，然后在选石场干四个小时选矿工作；十六岁到十八岁的孩子上两小时课，干六个小时；十八岁以上的青年就要工作八个小时了。
高新吉说，当时他只有六七岁，也跟父母一起拣矿石。和高新吉一样，当时很多职工都是全家上阵。“那时候矿上给父亲每月分配了捡拾3公斤黑宝石(钽铌矿石)的任务，于是全家老少齐上阵，高新吉也跟在大人屁股后面筛选。当时拣锂辉石每公斤矿上付3毛，海蓝宝石(铍矿石)付4毛，而黑宝石付7毛。”
有资料显示，三号矿(阿斯喀尔特绿柱石矿床)于1955年开始地质勘探，1958年建矿并投入生产。此后的十年中，三矿平均年产四五百吨绿柱石，是可可托海矿务局年产绿柱石(铍)任务的一半甚至全部。其中，1958年至1960年，三矿为国家生产绿柱石三千八百七十六吨。特别是在1960年的“保出口”期，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为还清外债做出了贡献。
四十天完成任务受赞扬
“为‘保出口’，我们不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给矿山的后续开发留下了后患。”孙汉章说到这里，脸色凝重起来，“三号脉有一段是锂辉石特富矿，爆破后可以直接装矿石，根本不需要敲打。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只有采取非正常手段去挖富矿，我和曹孝义向矿务局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采富矿。现在想，那是对三号坑的掠夺性开采，代价是惨重的。”
孙汉章介绍说，这一富矿点位于海拔1204米水平的台阶中间，要挖它就得炸掉台阶。矿领导和技术人员研究决定，为尽可能多地生产稀有金属产品，保证向苏联出口还债，忍痛炸开了台阶。但这一举措，却阻断了整个矿山台阶运输的进行，给以后的开采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后来经过十多年的调整才恢复了原貌。
“保出口”用了不到四十天时间，到这年的春节前，可可托海矿务局终于提前完成了“保出口”的光荣任务，苏联派出的车队也在当年年底将矿砂运回苏联。
为此，可可托海矿务局多次受到国家重工业部的口头表扬。在《红旗》杂志的《九评》一文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回顾这段苦涩的往事，孙汉章感慨颇多：“不论生活多么困难，天气多么寒冷，我们还是战胜了饥饿，战胜了严冬，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尽到了我们应尽的力量。每当想起那段还债的日子，我们有色人，我们可可托海人总是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
俱往矣难忘记可可托海
《布尔津县志》记载：1950年至1956年，布尔津曾作为口岸与前苏联通商，额尔齐斯河为两国通商的航道。
1951年的布尔津是“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物资储存转运中心，苏方从国内调来干部四十余人，有苏军一个连巡查值班，中方人员多为搬运工。各矿区所需的设备、器材、生产物资以及部分生活物资都依靠从前苏联进口，额尔齐斯河则成为进出口的主要通道。
高新吉说，当时，可可托海矿区所用的一切设备都是从前苏联运来的。为开采这里的锂、铍等矿石，每年夏秋季，从前苏联通过额尔齐斯河运来风压机、炸药、钢钎、发电机等，“前苏联的轮船一直开到布尔津，返航时载走公司生产的稀有金属矿石”。
在布尔津县的额尔齐斯河畔，有1952年建成的前苏联领事馆，领事馆所属的一家有色金属公司常年负责从可可托海往布尔津运输矿石。
“还债的锂、铍、钽铌矿石一年四季不停地从可可托海运到布尔津县水泥大桥南岸。到每年6月，前苏联的工人将矿石从码头上一麻袋一麻袋地扛上货轮，顺额河而下，把矿石运到前苏联境内的再桑码头(现属哈萨克斯坦)。”高新吉说。
如今，这座前苏联领事馆驻布尔津办事处和原中苏有色金属公司布尔津转运站一样，早已被废弃和闲置，但它们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仍然在向后人讲述着在艰难时期，可可托海为我国偿还外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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