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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视野的出现，不仅仅是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使然，更重要的是，由于人口众多，即使我们只想达到一个中等生活水平，中国的利益也会远远超出国界，会高度全球化。换言之，我们要么成为大国中的大国，要么连今天的小康也维持不住。这是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必将面临的现实选择。因此，若是历史再一次将大国使命赋予中国，就算是挑战，我们也必担起来。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二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大国崛起》，在社会上迅速引起很大反响。有点出人意料但也很有意思的是，该片在思想界遭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强烈批评，但在民间受到普遍欢迎——收视率不低且很快被重播，碟片和配套的同名系列丛书据说都销得不错。这使它足以成为2006年值得一提的年度事件。
我们至少应该先有一个大国的视野，哪怕是初步的
思想界对《大国崛起》的争议，以两种几乎对立的声音最为显赫。其一认为，该片不讲阶级斗争、不讲帝国主义的血腥殖民史、不讲国与国之间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不讲中国自己的道路，是一部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片。另一种声音则认为，该片不讲自由、不讲民主、不谴责专制暴政，是一部典型的宣扬明君圣主、民族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历史专题大片。
为什么会有如此相反的解读呢？缘由恐怕很简单：历史上，大国崛起的道路是非常多样和复杂的。该片所覆盖的，还主要是欧洲中心论时期的大国，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为现实作注解。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说：“9个大国，几百年，要是想挑出点儿什么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那真的是太容易了。”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显然被高度简化了的大国史(只关注了近500年)，也已经太过复杂，乃至各路精英从中都咀嚼出了他们反对甚至痛恨的方方面面。
不过，笔者却希望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能以尽可能宽容的态度对待此片——并非因为它找到了所谓大国崛起的规律，而是因为它把大国崛起这样一个很有现实感的问题放在了国人面前，并提供了一个初步的视野。
大国崛起的规律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难总结的问题，打个比方来说，就是其最小公倍数太大，而最大公约数又太小。但对有关经验的梳理绝非没有意义，只要我们不把这些经验当成放之四海、万世适用的绝对规律，就一定能从中找到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是国际形势把大国意识挤压给了我们
其实，中国崛起这个话题的前身，得说是“中国威胁论”。有专家考证，“中国威胁论”可以追溯到1990年，始作俑者是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其后在西方国家大肆泛滥。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是并行的。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崩溃论”逐渐丧失了市场，“威胁论”也在日益关注中国的国际舆论那里变得好听了些，成为“崛起论”。
西方的“中国崛起论”是有数据依据的。据美国国会某机构今年的报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不仅已经超过了日本，且相当于两个日本。对于这种计算方法，国内专家提出了诸多批评，因为它确实夸大了中国的经济规模；但另一方面，按汇率计算的中国GDP低估了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去年10月《纽约时报》提供了一个形象的数据，上海的摩天大楼已经相当于纽约的两倍。
中国人提“崛起”则迟至本世纪了，且标准说法是“和平崛起”，这也主要是为了应对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凤凰卫视曾搞过一场关于大国国民的讨论，可惜关注点主要聚焦在礼貌、风度等细节上。这种低调，一方面是我们恪守30年来一贯的韬光养晦，以求少受杂音干扰，闷头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也源于我们真实的忧患意识，这在此次思想界关于《大国崛起》的争论中也隐约可见，那就是大家普遍认为中国自身尚有诸多问题，现在根本不是谈什么“崛起”的时候，而该多想想怎么才能避免发生危机。
有位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提到，西方人把中国看得很大很强，中国人把自己看得很弱很穷，这种认知差距很难说谁对谁错，但客观事实是，人家就这么看了。换句话说，这种现实对我们是有挤压的：无论我们如何韬光养晦，发达国家都是一边警觉地盯着我们的发展，一边要求我们尽更多的国际义务；发展中国家一边需要我们更多的援助，一边还指望我们能平衡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在这样一种外部环境的历练之下，中国人要不生出一点儿大国意识恐怕也难。我们说中国人理应有大国的视野，其实也是被迫有大国的视野。
如果历史把大国使命赋予中国，就算是挑战，我们也必须担起来
历史上，有些国家的崛起，是让人感到很突然的，比如欧洲的一些小国，以及蒙古；而另一些国家则早就有明显的“冠军相”，比如美国。美国在立国之始就有相当好的资源禀赋，天生一个超级大国的坯子。我们中国的资源禀赋又如何呢？笔者认为，和美国比较类似，也是一个大国中的大国的架子。有人也许会说，我们人口太多，负担比美国重得多。讲到人口，我们已经习惯把它当成负面因素——资源和财富被摊薄了，匮乏和矛盾被堆厚了。然而，只有在外部封锁或自我封闭的情况下，人口多才是不利因素，如果我们能通过国际贸易等形式走出去，人口本身就不仅不是负担而是一种资源。
此外，还有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习惯发发牢骚，对养育我们的文化“撒撒娇”，但在考虑国家大事时却必须持平而论——既不夸大自己文化的好处，也断不能妄自菲薄。笔者绝对无意认同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但平心而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工作伦理和学习伦理是一直走在世界各大文明前列的，诚信负责的伦理现在虽然进不了上游，但中游还是有的。
盘点一下祖宗留下的遗产，我们实不该有太多抱怨：祖先的中国，曾是世界上历时最久的超级大国，曾是全球财富的中心，享有远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生活水平，也曾拥有当时遥遥领先的军事力量。只是在最近的几百年，欧美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先行了一步，我们的适应又比日本慢了半拍，中华文明才一下子陷入了全面危机。然而，就算我们的父祖当初觉悟得晚、适应得慢，但他们前仆后继的牺牲奋斗，毕竟保留了中国的基本架构—这个基本架构，就是大国中的大国的重要基础。作为这样一个伟大民族的传人，今天若无大国的视野和志向，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愧对祖宗不说，也会被人看不起。
当然，大国视野的出现，不仅仅是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使然，更重要的是，由于人口众多，即使我们只想达到一个中等生活水平，中国的利益也会远远超出国界，会高度全球化。换言之，我们要么成为大国中的大国，要么连今天的小康也维持不住。这是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必将面临的现实选择。因此，若是历史再一次将大国使命赋予中国，就算是挑战，我们也必须担起来。
笔者发现，各方在批评《大国崛起》时有一个共同的隐忧，即此刻就谈论崛起，会不会使我们忘记眼下诸多的问题和困难；倘若沾沾自喜起来，会不会弱化我们进步的动力。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事情也有另一个方面——国人普遍关切中国崛起的问题，不也将设立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吗？！
应该说，我们确实已经站到了一个门槛前，迈过去就是通向一个大国的道路。这一点外国人看到了，我们自己更应该看到——光看到还不够，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毫不迟疑地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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