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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纳顿条例成为精神病鉴定引入司法里程碑
“无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目前在国际上已经达成共识。
1843年，苏格兰人麦克·纳顿企图刺杀英国首相皮尔。由于他并不认识皮尔，结果误杀了一旁的秘书。此案轰动一时，甚至惊动了维多利亚女王。审判中，麦克·纳顿的律师称他有精神病，不知对与错的区别，也不懂行为的性质和后果。
麦克·纳顿原是乡下一名普通木匠，却终日怀疑保守党人要来陷害自己。终于，在妄想的支配下，他图谋枪杀皮尔。这个案子在女王的关注下，召开了特别会议，陪审团被说服，宣布麦克·纳顿无罪。因此产生的麦克·纳顿条例成为精神病鉴定引入司法的里程碑。
20世纪初，英格兰的法学家重新审核了麦克·纳顿条例，并建议用不可抗拒的冲动这一观点来补充精神错乱概念。法庭将这一条例解释为警察就在眼前条例。换句话说，即使警察当时就在被告身边，被告仍会实施其犯罪行为。法庭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冲动才是不可抗拒的。
在我国，这一条例直到“拨乱反正”之后才被广泛接受。刘协和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在四川从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当时，全国从事这一专业的医生不足百人，教科书只有一本译自苏联的《司法精神病学》，甚至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只能依据《精神疾病暂行条例》进行鉴定。1979年公布的刑法在第15条中规定：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
间歇性的精神病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我国精神病人占总人口的6.7‰，其中肇事率达3‰
虽然法律早已引入麦克·纳顿条例的精神，可至今仍有人难以理解。目前网上热传一篇《为何疯狗可杀，疯人不能杀？》的帖子，质疑刘锡伟的行为。
对此，刘锡伟有些哭笑不得：“为什么有人关心艾滋病，有人为癌症患者捐款，就没人理解精神病人呢？要知道，他们是生病了，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据了解，在我国，精神病人占总人口的6.7‰，其中肇事率达3‰，是一个数目不小的群体。
数十年前，进城务工的农民李麦祥用柴刀杀死了4个排队上学的小学生。杀人时高呼：“向硬骨头六连学习！”原来，在细雨氵蒙氵蒙中，他把孩子们妄想成为发生政变的部队。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鉴定组组长的刘锡伟经过鉴定，确认李麦祥是精神病，不具有辨别能力。
孰料，当时的卫生厅厅长对这一结果大为恼火。这名参加过百色起义的老革命，认定刘锡伟包庇杀人犯，“没有站稳共产党员的立场”。因此，在一个月内派出3个工作组帮助刘锡伟“思想转弯”。
可刘锡伟坚持自己的看法。时过境迁后他这样回忆道：“我思想一转弯，人头就要落地了。这个责任谁负？”最终，李麦祥被无罪释放。
刘协和坦言，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虽然在理论研究上已经达到国际水平，但在实践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据悉，在司法鉴定发达的美国，精神病鉴定的结果也并非能为公众普遍接受。1980年，石油大亨之子小约翰·辛克利刺杀里根总统。两年后，哥伦比亚特区陪审团判决他因精神错乱而无罪。这个判决引起轩然大波，公众要求限制或废除精神错乱辩护，美国律师协会和美国精神病协会也发表声明要求修改法律。此后，许多州陆续通过了“心神丧失但有罪”，规定精神失常的犯罪者在恢复正常后要服刑。
美国因此建立了严格的强制隔离和强制治疗措施。“没有人愿意被判为精神病人，因为那意味着将失去自由。”曾在法国、澳大利亚等国考察的王小平博士介绍说，国外司法精神病医院和普通精神病医院是截然分开的。司法精神病人申请出院，要经过严格而又繁琐的审批程序。至今，辛克利出院看望父母，必须在人监视之下。
目前我国的许多监狱还没有精神病医生，也拒绝接受精神病人。国家也没有专项资金用于对无罪释放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隔离和强制治疗。桂林的那个少年，因父亲与他断绝关系，后来不知去向。李麦祥也是回家种地，至今仍然自言自语，显然尚未痊愈。
一位不愿公布姓名的专业人士透露，由于上述原因，一些杀人的精神病人无罪释放后继续作案的现象确实存在。
对此，刘锡伟表示，这“仍然不能成为把精神病犯罪嫌疑人一杀了之”的理由。这将导致法制文明的倒退。最终“为此埋单的是整个社会”。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建伟对上述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法制文明的一个标志是“旨在保证无辜者不被错判或者冤枉”。他认为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原则应该是“‘宁可错放10个有罪者，也不能冤枉一个无辜者。’这才是现代法治社会应当推崇的理念。”
刘锡伟至今坚持自己的初衷。半个月前，他接到邱兴华妻子的电话，说三天后将宣判。但至今尚未传出陕西省高院宣判的消息。已经有不少精神病学专家站出来支持刘锡伟了。这让已经73岁的刘锡伟很是欣慰：“谁不想在家看看孙子孙女呢？可这件事意义重大。我不只是为了邱兴华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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