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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下午，记者在广州东方宾馆见到了刚从机场赶来的风尘仆仆的易中天，他手上拿着一个行李箱，与人们熟悉的电视上神采飞扬的形象相比，生活中的他显得略老了一些。易中天来不及休息，回到房间换了一身中山装便开始参加2006南方盛典颁奖礼。“我这次来广州主要是为了领这个奖，明天就走了。”
当天傍晚，易中天一身中山装走上了铺在东方宾馆里的红地毯，出席2006南方盛典颁奖礼，易中天作为唯一的一名大学教授与众多影视明星同台领奖。12月16日在天津领奖、19日赶到北京领奖，21日又飞到广州领奖，2006年岁末的易中天十分忙碌，“我现在从早到晚每一个小时都被人安排好了”。
这位59岁的厦门大学的博导因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品三国》而红透中国，近日他还入选了中国作家富豪榜。每到一地他都会被众多的“意粉”围着争相留影和签名，甚至逼着他出门要戴墨镜。易中天成为了2006年中国最火的大学教授。
一名大学教授为何会在快要退休的时候突然火了起来，易中天的成功之路是怎样的呢？易中天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成功的呢？成名一年后他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那天晚上领完奖后，曾公开表示不再接受媒体采访的易中天接受了本报记者长达2小时的独家专访，回顾一年来的成名生活。与记者见面的第一句话，易中天就说，“这是给你们开小灶了。”
易中天“品”媒体：“我给媒体打借条了吗？”
记者：你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名人，你有经纪人吗？
易中天：到目前还没有一个经纪人。应付出版社、媒体的采访、出席各种活动都是由自己搞掂。
记者：那你一个人应付得来吗？
易中天：现在我最缺的就是睡觉了。所以我把一切时间都利用起来，今天从机场来市区的路上就处理短信，在飞机上看书。也因为太忙，我也很少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也基本不上网。
记者：媒体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易中天：媒体影响到我的生活。你想全国有多少家媒体，每家媒体打一个电话，我就无法过日子。我是学术传播者，我不是明星，我不希望一天到晚被人关注，更不希望被人关注与学术无关的东西。
记者：你面对媒体时非常敢讲，有些事情你都会当面说，你不怕得罪媒体？
易中天：我干吗要怕得罪媒体？
记者：实际上你也是因为媒体走红的？
易中天：我本没有打算借助它，我打借条了吗。我请它们了吗？现在我巴不得它最好不关注我，我躲都躲不掉。
记者：为什么你敢讲这么直的话呢？有很多名人都不敢这么讲。
易中天：无知者无畏。
易中天“品”领奖：
构思写一部评奖的小说
记者：这段时间你忙于在各地领奖，你觉得累吗？
易中天：领奖还是很高兴的，也别矫情了。虽然忙碌一点，但是我是兴致勃勃地到处领奖，笑眯眯地把奖领回来。
记者：那不怕别人说你到处赶场子吗？
易中天：不怕。所有颁奖的媒体都是善意的。学者们不是也要领奖吗，不过奖不一样而已。有些地方为搞评奖还搞腐败呀，我又不是搞腐败弄来的这个奖。每年评奖的那个热呀，我一直构思写一部评奖的小说。
记者：今天走在红地毯上的教授就是你一位，其他大多是娱乐明星，这样你觉得合适吗？
易中天：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这是一个传媒发的奖，它肯定是要这样做的。我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人不论男女老少，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人格上都是平等，有些人伪清高是不好的，你有什么必要瞧不起艺人呢？你跟艺人在一起领奖就羞于为伍吗，说穿了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每个人都是做自己的职业，他在自己的行业做得好就该得奖，种田、做工、演戏、当官、经商、做学问是平等的。学者和大众在人格上也是平等的。
易中天“品”童年：
没挨父母打但经常惹事
易中天明年2月份就要退休了，在59岁的时候他突然火得红透了天，不少人认为这是与他小时的成长经历有关，而易中天的成功经历对于许多人来说确实是个谜。
记者：你讲曹操时曾经说过，一个男孩子小时候不调皮还不行，你小时候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吗？
易中天：我小时候还真没干过多少调皮捣蛋的事，你看现在不是没出息吗。你最好原本记下我这句话。弄了一辈子快60了才来获奖。
记者：那你小时候挨过父母打吗？
易中天：我小时候没有挨过父母打，但也给父母添了不少麻烦。小时候病很多，老生病，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住进了医院，可能是小时候把一辈子的病都得完了。
记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病？
易中天：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就得了疟疾，打摆子呢，差点把我打下来。
记者：小时候还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
易中天：小时候我老惹事。当时还是解放前，我爸爸在湖南大学做助教，当时学校拖欠教师工资，我爸爸就想做点生意，贩卖煤油灯，进了好多灯在家里。一次我从桌子上滚下来，煤油灯的玻璃全扎到了脚里，现在脚上还留着伤疤(说到这里，易中天还专门拨起裤脚让记者看腿上的两处疤)，爸爸就抱着我往医院里跑。
易中天“品”成长：
高中读完中外名著
记者：你最初接触到历史是什么时候？
易中天：是祖父、父母给我讲的一些历史故事，然后看小人书了。
记者：你还记得当时看过的小人书吗？
易中天：当时最喜欢看《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的小人书。当时有租小人书的，1分钱租一本，就坐在那儿看。租书钱是从早点钱里省下的零花钱。我家生活条件还好，有1毛钱的早餐费，相当于现在的10元钱。
记者：你是偏爱读历史吗？
易中天：不是，我是什么书都读，很杂。到高中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外名著。读得最多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时期的作品，包括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的作品。
记者：除了看书，你在学校里还喜欢干什么？
易中天：我还特别喜欢讲故事，同学常围在我的身边，听我讲故事。白天看书，晚上讲故事。当时夏天家里没有空调，大家都出去乘凉，我讲的故事是当时的电视连续剧。
记者：1965年高中毕业后，你从武汉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还在当地干过中学教师，这段经历对你意味着什么？
易中天：这一段经历是对我人生观的形成特别重要的一段经历，直到今天我都是这么认为的。
记者：当时还坚持看书吗？
易中天：因为当时大学都废掉了，我还是靠兴趣在读书，各方面的书都读。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直接考上了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2年我来了厦门大学养老。
易中天“品”教学：
让学生上台讲课
记者：你当时才40多岁，为什么会说是去厦门大学养老呢？
易中天：我来厦门大学就是为了养老。因为超过50岁就不太好调动，必须要在年龄合适的时候过去给别人服务几年，所以要提前过去，要提前买门票嘛。
记者：你招研究生的方式很特别？
易中天：我招的学生进来后，我对他们讲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进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你们的大脑硬盘格式化。我宁可收那些本科学习不太好的学生，只要足够聪明就行，宁可是一张白纸。
当时我们自己命题，我给命题组的指令就是，但凡死记硬背的题目一律不用，但是为了保证有一个起步，我会给20分~30分的送分题。比如，我会问蒙娜丽莎是谁的作品？《战争与和平》是谁的作品？这样的送分题。然后，后面的问题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也没有答案，主要是考查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记者：听说你讲课的方式也很特别？
易中天：我以前的教学是这样的，每学期课讲完后，要倒过来一次，让我的学生们上去讲，我在下面听讲。我会给学生们开一些要读的书的书单，听了这些课看了这些书后，你有什么心得，然后你找一个问题，做一个研究报告。而且最后一堂课的发言，必须是批判我。
记者：你是老师，学生们敢批判你吗？不怕惹火你？
易中天：学生们敢批判我，也不会惹火我。最后一堂课，我就像申请学位的学生，他们像答辩委员会，必须提问题，然后我答辩。
记者：你这么忙，学生见不到你怎么办？
易中天：按照学校规定，57岁不再招研究生。现在我没带研究生了。还有一个博士生，是我们系的教授，就不用管他，我没有这个负担。学生们也知道我没办法，身不由己。我虽然不能每天给学生讲课，但是把更多的知识讲给更多人的知道了，这确实是一个熊掌和鱼的关系。易中天“品”历史热：
是“戏剧化”不是“娱乐化”
记者：你对当前的历史热是怎么看的？
易中天：首先是历史本身的魅力，首先是民族的文化自身的魅力，只不过这些魅力之前没有表达出来，传播和传承的方式有问题，结果变成了少数人的专利。一旦把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原原本本地拿出来，马上就能吸引观众和读者的兴趣。不要用那种谁都不明白的话说谁都明白的事，把谁都明白的事弄得谁都不明白。
记者：有人说不少人看历史是想从历史中学东西？
易中天：有这个原因，但并不完全。我的观众是从8岁到88岁都有，这些人看我的书有什么用？8岁的小孩用不上，88岁老人用不着，他们就是有兴趣。
记者：有媒体称你为“学术超男”，你喜欢这个称呼吗？
易中天：我不喜欢这个称呼，我认为是居心叵测。你想想就知道了，我认为它是一种诅咒。我根本不承认《百家讲坛》是把历史娱乐化，我一再声明我们是戏剧化，不是娱乐化。我觉得做这个称呼的媒体和某些学者连最起码的文化素养都没有，概念都没有搞清楚。把大众等同于低俗，把电视等同于娱乐，是我们一个很严重的误区。我们是电视化，戏剧化，而不是娱乐化。
记者：有人说你面对大众时总是选择最有趣味的、耸人听闻的东西来讲，这种东西多了是不是一种低级趣味？
易中天：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他缺少研究。我们肯定在内容上有选择，太过于学术要考证肯定不能讲，但不等于我们选择的都是低级趣味的东西，高级趣味也是趣味，趣味不等于低级趣味。其实是一些媒体自己品位不高，他们总以为人民群众喜欢低级趣味的东西。我们的受众也是无所不包的，怎么能说吸引眼球的就一定是低级趣味呢？
记者：讲《论语》的于丹现在也很火，你不怕于丹超过你吗？
易中天：我感到高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何况现在还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还在继续上。我着什么急呀？
易中天“品”名利：
要提倡“各人自扫门前雪”
记者：这一路走过来，有没有考虑过自己成名、被这么多人喜欢是什么原因？
易中天：很多原因，原因之一是说人话。
记者：你一直强调说人话，那什么样的话不是说人话呢？
易中天：套话、假话、空话、废话、屁话都不是人话。因此，我提出一个原则，“三要三不要”，要说真话，不说假话，要说实话，不玩虚套，要说人话，不打官腔。最典型的不说人话的就是大专辩论赛。说人话就是说家常话、大白话，人民群众老百姓平时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
记者：你很早就提出了一部分学者要走出课堂走向社会，今天你的成功是否也证明了你提出的这些是正确的？
易中天：我是从1995年就在琢磨这个问题，我觉得学术界应该有一个分工，有一部分人应该当桥梁，做搬运工。而且尤其是人文学科，国家投入那么多，研究出来的东西如果与人民群众毫无关系，我们就要质疑这个学科存在的理由。我们不能说是所有成果都是要为社会服务，但起码要有一部分。应该允许、提倡一部分人走出课堂，走出教室，走向大众，走向社会，走向生活，实现我提出来的三个对接，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学者与大众的对接，学术与传媒的对接。
记者：明年2月份你就要退休了，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易中天：现在是把《品三国》做完，其他都不知道。我的主张是每个人把自己眼前的事情做好，不要想那么多，不要管那么多，不要管别人。要提倡一种精神，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你想每个人的门前雪都扫干净了，有他人的瓦上霜需要你管吗？在这个前提下，对个别有困难的，需要社会救助的，我们去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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