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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广大沦陷区，都存在着由谁来接管的问题。依据当时的形势，中共决定利用同蒋介石进行谈判，来为中国争取一个光明的未来。毛泽东考虑到谈判将十分艰苦，其中肯定会有一个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过程，只有打痛了蒋介石，他才有可能让步。
但是，中共当时在“打”这方面准备不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各解放区的党、政、军负责人正在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之后的整风学习，多不在战争第一线。如果让这些将领走陆路，从延安到太行山区就得一个多月，更别说去华东、华中和东北的前线了。具有非凡胆略和智慧的毛泽东，决定利用美军观察组之手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一直负责与美军观察组打交道的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奉命处理此事。
叶剑英工作经验丰富，他首先向美军观察组祝贺抗战的胜利，然后“顺便”以轻松的口气向他们提出，希望向美军观察组“借”一架飞机，运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八路军前方总部，参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至于这些干部的姓名、职务等则一概不谈，美军观察组也无意询问。在抗战中，我抗日根据地军民为救护美军飞行员，付出了血的代价。在他们看来，这次飞行只不过是对双方长期愉快合作的一次小小的回报。
1945年8月25日清晨，刚刚接到乘机回前线通知的20名干部匆匆赶到延安东关机场，这20人是邓小平、刘伯承、林彪、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这些人有的是中共的重要领导，有的是叱咤风云的名将，无不肩负着中国革命的重担。
对于这次飞行，李天佑回忆说：“美军观察组提供的道格拉斯运输机舱门矮小，由于长期使用，门已关不严实。飞机有两个螺旋桨，但起飞时得靠人推动才能启动发动机。机舱里的座位是简陋的铁架子，人坐在上面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毛主席非常关心这次飞行，专门派叶剑英、杨尚昆两同志亲到机场检查并组织登机，要求每个人都要带上降落伞以防万一。登机前，陈毅同志建议大家照相留念，并诙谐地说：”如果摔死了，就用这张照片开追悼会！”
万幸，飞行一路顺风，将领们在八路军前方总部稍事休息后，便分别奔赴各自的战区。就这样，美军飞行员一次不明真相的飞行，使中共完成了本来需要大约两个月才能完成的战略性遣将布阵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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