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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仲泉认为，缺乏可读性的党史已经吸引不了年轻人的眼球了。
石仲泉认为，缺乏可读性的党史已经吸引不了年轻人的眼球了。
念初中的时候，他写的第一篇作文就是毛泽东；
高中时，他就入了党；
1959年，他和大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游行，看见毛泽东挥手致意；
工作后，毛泽东的历史成为他最感兴趣的部分；
退休后，他花了5年时间重走长征路，重读80多年党史中最感天动地的篇章；
至今，他研究党史近30年，接触了许多普通人无法想象的神秘文件，但连家里人都无法从他嘴里抠出丁点历史秘料……
他就是本期主角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
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应《羊城讲堂》之约，从北京来到广州，准备周六在广州图书馆开讲《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昨日，石仲泉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进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旁枝错节的东西我不太关心，一些历史资料当然是对家人也不会说的。”
信息时报：您的一生都致力于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能从您的个人角度谈谈感受吗？
石仲泉：我很崇拜毛泽东，上世纪50年代念初中，我写的第一篇作文就是他。后来进入大学学习哲学，研究生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以后和党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毛泽东的历史成为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我选择毛泽东作为研究方向，不是党安排的工作，是我自主的选择。
信息时报：您见过毛泽东吗？
石仲泉：没有近距离的接触机会，但在公众场合有幸见过。1959年的时候，大学生经常会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接受毛主席接见，当时我也是其中一员，看到毛泽东向年轻学生们挥手致意。我真正了解毛泽东，是改革开放以后，进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有机会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起草。
信息时报：会接触到很多绝密的历史资料吧？这在普通人看来很神秘。
石仲泉：这个是工作的需要。我在高中时候就入党了，进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自然会遵守纪律，查资料也只看和研究方向有关的内容，旁枝错节的东西我不太关心，一些历史资料当然是对家人也不会说的。
信息时报：您和您的同事们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在当时来说是很大胆的，有没有受到过压力？
石仲泉：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毛泽东是个复杂的人，有功有过，功绝对大于过。他缔造了一个新中国，创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理论，塑造了一个目前具有先进性的、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政党。仅此三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历史名人的排行榜上就能位居前列。恰如邓小平的评价：“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还将在黑暗中继续摸索。”毛泽东后期犯了一些错误，这些不用隐瞒、护短，真实的评价是无害的。1987年我在汕头大学首次提出对毛泽东客观全面的评价，当时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我没有感受到什么压力。这么多年我始终坚持这个观点，得到的多数是掌声，因为这些都基于实事求是的基础，是符合哲学逻辑，我自信能让人心服口服。
“用讲水浒、三国故事来讲哲学，效果一定比僵硬地讲概念好得多。”
信息时报：您不仅研究毛泽东思想，还涉及他的生活各方面。有关毛泽东读书经验，您有些什么个人见解？
石仲泉：毛泽东读书“多”而“活”，真正的是手不释卷。他在中南海书架超过10个，在去世前一天，他还在书房，抢救的时候还没放下书本，他读书涉猎广泛，在秘书的帮助下他晚年坚持读外文作品。文学作品最爱读《红楼梦》，他当作艺术品研读了至少5遍以上，哲学书籍爱读列宁，杂文爱读鲁迅，当然历史书也是他的最爱。毛泽东最厉害的是读书能做到真正的举一反三，非常有灵性、悟性。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毛泽东注重读“无字之书”，重视社会调查。
信息时报：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对读书，尤其是理论书籍缺少热情，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评价和建议？
石仲泉：无论在哪个时代，人都应该学习哲学，因为这是“聪明学”。领导干部多掌握辩证哲学观念，就会少些片面、眼光短浅的错误决策；普通国民学习哲学，才能建设和谐社会，大款读了书他就会想到扶贫和慈善了。对于年轻一代，他们在学校接受书本教育，但是很难入脑入耳，只是被动地死记硬背，这是教育方法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用历史故事、情感故事来吸引年轻读者，用讲水浒、三国故事来讲哲学，效果一定会比僵硬地讲概念要好得多。
“‘恶搞’经典是因为以前的一些东西太片面了，绝对化到别人不相信，甚至出现信仰危机，比如当干部讲的和做的不一致，老百姓觉得不可信，就想要颠覆。”
信息时报：您想过用《百家讲坛》这种形式来讲毛泽东思想吗？
石仲泉：我觉得易中天《品三国》的方法就很好，把历史讲活了，说明他把书读活了，这点有毛泽东那个本事。其实我们党在上世纪50年代就用过这样的方法向干部们讲历史、哲学。完全可以尝试这条路子去普及毛泽东的思想，讲述他的哲学观点，这番事业很有可为，不一定会是我来做。
信息时报：您怎么评价《品三国》、《论语心得》？
石仲泉：我很欣赏。我觉得有些人不要非议，有本事你自己出来讲讲，批评别人很容易，但是真的要做出这个成果很难。要多些人补台，而不是拆台。有些人心理不平衡，抓住某样东西就只攻一点，不计其余，这实际是国民劣根性的表现。
信息时报：那您怎么看待那些颠覆经典的“恶搞”？
石仲泉：这很难去追究什么，而是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恶搞”。是因为以前的一些东西太片面了，绝对化到别人不相信，甚至出现信仰危机，比如当干部讲的和做的不一致，老百姓觉得不可信，就想要颠覆。但是经典毕竟是经典，不是想颠覆就能颠覆的，恶搞热潮有的是有驱动在里面，而归根到底是要加强党的教育，党员干部要先以身作则，先正身。
信息时报：有关毛泽东传记的书籍也有各种版本，您觉得读者应该怎么选择？您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写作意向？
石仲泉：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是各类版本的传记中比较全面、客观的，但是它受到一些因素影响，有的地方放不开，只能点到为止。很多读者看了以后觉得不过瘾，转而去找一些外国人写的版本，很多内容太过猎奇而且失实。这是因为读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不是读者的错。我确实想过在有生之年能写出一本《毛泽东评传》，把30年研究毛泽东的功夫、时间能凝结出一件作品。如果有机会写成，我自信我的这本书会和别人不一样。
“缺乏可读性的党史已经吸引不了年轻人的眼球了，应该要把概念形象化，而长征是80多年党史中最感天动地、最精彩的篇章。”
信息时报：为什么写这本书是个希望？您现在的研究精力还很旺盛啊。
石仲泉：我是给自己订了个20年的计划:退休之后断断续续花了5年多的时间去重走长征路，出版了《长征行》的第一册，还有三册还要写出来。
缺乏可读性的党史已经吸引不了年轻人的眼球了，应该要把概念形象化，而长征是80多年党史中最感天动地、最精彩的篇章。走长征路，也是我研究了近30年党史的一次圆梦，作为党史研究者，还没有第二个人去做这样的实践。
人物档案
姓名：石仲泉
籍贯：湖北省红安县
出生年月：1938年5月
母校：北京大学(1956年哲学系毕业，1961年留校做研究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
职称：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成就：著名的中共党史学家，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工作。直接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著作主要是《我观毛泽东》、《长征行》、《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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