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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客”这一新词，是对英语单词Free hugs的意译。Free hugs的直译为“自由拥抱”、“真情拥抱”或“免费拥抱”，目前在中国的译名是“抱抱团”。
“抱客”(Free hugs)行动的主旨在于“拥抱陌生人”，在此，关键词是“陌生”。“拥抱陌生人”，这一社会行为之所以首先出现在美国和西方，有其特定的心理背景和社会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种“陌生人社会”，即社会流动性增大，绝大多数的社会交往行为发生在彼此互不相识、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间。
首先提出“陌生人社会”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他在《美国法简史》中详尽地论述了现代社会的“陌生”本质，他说：“在当代世界，我们的健康、生活以及财富受到我们从未而且也永远不会谋面的人的支配。我们打开包装和罐子吃下陌生人在遥远的地方制造和加工的食品；我们不知道这些加工者的名字或者他们的任何情况。我们搬进陌生人———我们希望是精巧地———建造的房子。我们生活中的很多时间是被‘锁’在危险的、飞快运转的机器———如小汽车、公交车、火车、电梯、飞机———里度过的。制造工序中的一个错误步骤，飞行员或驾驶员一个简单的‘人为错误’，都会将我们的生活置于危险之中。事实上，我们作为个人，对于生活的很多———使用机器和机器制造的物品的———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我们被机器束缚着，因此我们的生活也掌握在那些制造和运转机器的陌生人手中。”如何处理与把握和那些素不相识但却利害攸关的“陌生人”的关系，建立一种“陌生人伦理”和游戏规则，成为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主要话题。
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从社会学角度剖析，是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种典型的“熟人社会”,亦称“熟悉的社会”。这一原创性的概念，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来的；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了“陌生人社会”这一概念。他指出，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的结合体，所以在“乡土中国”中，人们很少流动，“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熟人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实现现代化的障碍。因为在“熟人社会”中，由于人们彼此熟悉，相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交换的不是“利益”而是“人情”，制度上的透明度很低，这就极大地制约了作为现代化社会动力的商业、贸易、契约、法律等行为的发生，恰如费先生所说，“‘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不是见外了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乡土中国》)
近20余年来，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身份制土崩瓦解，各种社会流动加强，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社会”。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体现出一种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如上所讲，在“熟人社会”中，不会产生现代化的许多必要元素；现代社会要处理和面对的，是来自四面八方、不同背景的“陌生人”的关系。因而，如何处理好与陌生人的关系，如何对待陌生人，对陌生人的态度如何，不仅是个人交际的私事，同时也体现出一个国家与社会的进步程度和文明水平。
“抱客”行为在西方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它传入中国很有反响，说明中国也有了接纳它的现实土壤。一言以蔽之，这种“土壤”就是被称之为“陌生的悖论”的社会心态。一方面，我们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体现了一种社会进步和历史必然；另一方面，我们又会为“陌生人社会”中特有的冷漠与孤独所困扰。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熟人多，朋友少”，反映出人们身处一个碎片化的陌生世界的心理焦虑。“电话簿里尽是熟悉的名字，但没几个让我有拨号的冲动”———中秋不知给谁打电话，这让在长沙一保险公司工作的李先生郁闷不已。其实，郁闷的不止是李先生一人，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腾讯网新闻中心联合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5068个受访者中，87.5%的人有类似“熟人越来越多，朋友却越来越少”的感觉。这些数据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目前已经进入“陌生人社会”。而如何处理好与“陌生人”的关系，确立一种健康的“陌生人伦理”，已经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样的背景和角度来看待“抱客”行为，似乎才能对它有更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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