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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欧盟的规定，欧盟机构的正式员工必须是欧盟成员国公民。所以欧盟机构里即使见到了中国面孔，也多是已经转变国籍的中国人；不过久居布鲁塞尔的记者发现，欧盟总部里面有一群“中国女婿”，他们成为联系欧洲和中国的一条特殊纽带。
中国女婿众生相
欧盟部长理事会翻译马尔科是斯洛文尼亚人，由于娶了来自河南的车丽洁女士，他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女婿。
马尔科对中国文化有着特殊的喜爱，他在和记者聊天时说，当年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时，住的地方离巴黎华人区很近，不知不觉就爱上了中国文化。后来，他在巴黎遇到了今天的夫人。
娶了中国夫人后，马尔科先后三次到中国探亲旅游，印象最深的城市是西安，他说西安有完整的城墙，是六朝古都，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有历史。
2007年2月1日，马尔科要到卢森堡赴任，成为欧盟委员会翻译总司斯洛文尼亚语处处长。
其实，像马尔科这样的“中国女婿”在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总司和贸易总司里最扎堆。对外关系总司中国处处长简森就是位“中国女婿”，他曾在欧盟驻中国使团任副团长，不久前刚担任现职。中国处里另一位官员弗兰克也娶了一位苏州姑娘。
与简森和弗兰克不同的是，贸易总司中国处的法国小伙子沙万里不仅有个中国名字，汉语还说得挺溜，尽管他只在中国学了一年汉语。
对外关系总司美国处的艾瑞奇娶了一位长春姑娘。不过，艾瑞奇说他并“没有刻意”要娶一位中国姑娘，只因为两人意气相投，自然走到一起。
在1992年到1997年期间，艾瑞奇是欧盟驻中国使团负责发展援助的参赞，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老家在德国乌尔姆乡村的艾瑞奇到过云南、贵州、新疆、西藏等地贫困落后的乡村，因而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很深入。他有些骄傲地说：“我到过你们许多中国人自己一生都不可能到过的地方。”当听说记者来自安徽，他马上笑着说：“你老家是输出民工潮的地方。”
不过，艾瑞奇还是经常到中国去看看。他说：“中国发展真快，特别是北京，与我在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北京的环境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女婿背后的中国姑娘
可以想像，在欧盟总部众多“中国女婿”的背后总有一位中国姑娘。出于种种方便和需要，这些中国夫人基本都加入外国国籍。另外，由于这些“中国女婿”大都工作流动性大，一些夫人虽接受良好教育，甚至通晓两门以上的外语，但大都选择在家相夫教子。不过，好在欧盟总部职工工资标准高，“中国女婿”们又身居要职，因此这些中国夫人不必为金钱烦恼。
艾瑞奇的夫人林志斌是个例外。她一回到布鲁塞尔就被比利时有名的富通银行挖去在其对外关系部负责与中国关系，因为富通银行要大力拓展中国市场。林志斌说：“我觉得工作也挺好。”
欧盟总部里的外籍中国人
按照欧盟规定，欧盟机构的正式员工必须是欧盟成员国公民。然而，生命力强盛的中国人还是在这个欧洲人俱乐部里找到了一席之地。
“老丁”丁国炜是记者碰到的欧盟总部里的第一个“中国人”。持法国护照的丁国炜一直在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工作，去年刚刚退休。此前，记者经常在中国驻欧盟使团的招待会上见到他。
北京姑娘王莹在欧盟委员会的出现则是另一个惊喜。一天，记者约对外关系总司中国处一位官员，电话打过去竟然传来地道的京腔，后来知道是王莹。王莹持比利时护照，目前在中国处还属于“合同工”。不过，她刚刚参加欧盟总部的招考，争取尽快能转为“正式工”。
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雇员
不过，老丁和王莹由于已经加入外国国籍，从法律上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
2005年成为欧洲议会议员尼里德瓦办公室行政助理的东北小伙盖琳，是迄今为止欧盟总部机构唯一持中国护照的工作人员。
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盖琳2000年赴比利时留学，先学酒店管理，后在布鲁塞尔商学院拿到了营销学硕士学位。2004年，盖琳初识德瓦，并且由于出色的为德瓦完成一个调研报告而获得赏识，不久被德瓦聘为办公室助理。德瓦先生有一次向记者解释说，由于欧盟规定限制，他还专门致信向欧洲议会的人事部门陈述自己聘用盖琳的坚定立场，终获认可。事实上，像盖琳这样成为议员合同制雇员虽不违反欧盟规定，但也是欧盟总部的一个特例。
回想第一天到欧洲议会大厦上班，盖琳说当时是“意气风发”，因为自己毕竟是第一个到欧洲议会上班的中国人。但是，这种骄傲的感觉“持续不到一天”，盖琳发现自己要面对形形色色的“攻击”。由于欧洲议会是欧洲有名的反华大本营，盖琳的出现无疑让欧洲议会里形形色色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人有了靶子。于是，从上班第一天起，盖琳经常要和欧洲议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就有关中国的问题进行辩论、解释。
所谓“不打不成交”，盖琳说，如今很多和他辩论、争吵的人都成了他很好的朋友。
盖琳与德瓦的工作合同期与德瓦的任期同步，也就是说，盖琳在欧洲议会可以干到2009年。谈及今后的打算，盖琳说，他要一心一意把友好小组的具体工作办好，使得这个团体真正在促进中欧关系方面发挥更大的、具有实质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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