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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下午，邱兴华妻子何冉凤正式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书。当天上午，受害人熊万成的妻子尹行巧抱着6岁的儿子，面容憔悴地坐在自家门口。几个月来，她向当地政府申请的救助还没有下落。
与尹行巧命运相似的人还有很多，仅铁瓦殿杀人案一案中，死于邱兴华白刃下的10位遇害者9个家庭几乎都家境贫寒，家属急需救助。
去年以来，特大凶杀案、“灭门案”频频发生，制造一场场杀戮的石悦军、邱兴华等人几乎都不名一文，被害人家属都不敢奢望他们能作出任何赔偿。
据学者估计，我国每年约有100多万个刑案的受害人无法得到充分赔偿。他们是“被刑事司法遗忘的人”，也是刑事案件的“第二被害人”。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将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有学者称，我国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体系的时机已成熟。
尹行巧，今年36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10多岁，邱兴华案中的被害人熊万成是她的丈夫。这位老实巴交的陕西妇女一直生活在阴影中——丈夫被害时心肺被掏出，再加上邱兴华多次声称熊万成与何冉凤有染。深陷失去丈夫痛苦中的尹行巧，不得不屡次屈辱地面对记者尖酸的提问。
但对尹行巧来说，这些她已麻木了，她现在最焦虑的是，家里的“顶梁柱”塌了，她带着6岁的儿子以后怎么过。
目前，尹行巧住在四间破落的土房里，那还是熊万成的爷爷在解放前盖的，屋里光线很暗，站在门口，半天才能看清屋内的布置，地面坑坑洼洼，整个家里没有一丝生气。
一人被害全家陷入困境
前些时候，当本报记者到西岭村采访时已是晚上6时，尹行巧正在田里忙着农活，70多岁的母亲给她和孩子做晚饭。丈夫死后，尹行巧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老母亲就经常过来帮忙。熊万成的死给这个家带来了灭顶之灾，“家里的稻谷，往年能打一千七八百斤，今年出了事，最多也就打几百斤，连吃都不够吃的。”尹行巧说。
“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这是很多亲戚朋友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我自己也经常想呀，但有什么办法，他(熊万成)还在铁瓦殿呢，我要先想办法把他的坟迁下来。我一个人还好，苦一点一样能过去，但娃娃马上要读书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办？”说起丈夫的遇害，尹行巧当即抽泣起来，现在她的儿子快要上学了，家里就两亩地，她身体很差，做不了多少农活。
当地人还说尹行巧的智力也不是很好，熊万成的两个哥哥都已去世，她在当地没什么亲戚可以借助依靠。尹行巧想不清楚，自己和儿子该怎样生活下去。
邱兴华被枪决的事尹行巧是几天之后才知道的，不过跟其他被害人家属一样，凶手伏法固然让她高兴，但她更为关心的是自己以后的日子。
没钱去看邱兴华伏法
与外界的猜测不同，铁瓦殿住持熊万成的家境并不比邱兴华强多少。这位能看签会算命的农民3年前负责接管铁瓦殿，当时定下的报酬是每人月工资30元到40元。虽然当时铁瓦殿一年能收入现金一万元左右，但大部分钱都投到道观的修建上，以至于出事之前，住持熊万成甚至没有一身正式的道袍。
铁瓦殿案发生后，当地传言，道观算命、香火两旺，为此尹行巧还托老母亲四处打听庙里是不是有明细的账目。
尹行巧告诉记者，邱兴华在安康受审判时她带着儿子去看过，但没进法院，后来在西安二审时，她一开始就没打算去，原因“太远了，没有车费”。
讨回的费用还不够迁坟
“邱兴华哪有钱呀？”在铁瓦殿10名被害人中，大家似乎都没指望他能赔偿什么钱，因此只有5人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不过结果显而易见，由于邱兴华无力赔偿，即使法院判决支持也只不过是张“法律白条”。
代理尹行巧打官司的是一个叫“陶孟毅”的人，据说此人在当地是个小有名气的“民间维权人士”。陶孟毅告诉记者，他知道尹行巧的困难，因此义务担任了她的代理人。
陶孟毅说，他在汉阴县民政局的一份文件中看到，熊万成是由政府任命管理铁瓦殿的，而铁瓦殿每年也向民政部门交纳管理费，因此他死后政府理应负责抚恤家属。陶孟毅还认为，家属更在乎的其实是物质上的赔偿问题，因为“他们太需要这些赔偿了”。
在向法院提出民事赔偿的同时，尹行巧也向当地政府讨回公道。不过迄今为止，她仅讨回500元，这远远不够给丈夫“迁坟”的费用——直到现在，在铁瓦殿被邱兴华杀死的10个人尚葬在海拔两千余米的铁瓦殿，按农村的习俗，他们得迁回祖坟，落地归根。
他们的损失谁埋单？
实际上，在铁瓦殿杀人案的9个被害者家庭中，家境都与尹行巧差不多。36岁的罗朝兴，原是附近村民，早年搬家到城固县，今年儿子12岁，带孩子来山上还愿时遭劫难，父子双双被害，剩下妻子在家唉声叹气。
宋道成与熊万成同村，60岁不到就成了鳏寡老人，一家几口人挤在几间破落的房子里。死前，由于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一家人勉强可以维持。父亲遇害后,花了不少车费从外地赶回来的两个儿子都希望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帮助。
太平村的韩传鹏是邱兴华案中被害人韩阳富的儿子。作为上门女婿，韩传鹏照料着四个老人，岳父、岳父的两个弟弟以及他的婶娘。弟弟精神不正常，60多岁的母亲靠捡拾垃圾为生。出事前，因为有父亲的帮助，韩传鹏还能不时出门打工，现在岳父家的四个老人和6岁的儿子需要他照顾。“我们失去了亲人，我们的损失谁来解决？我也跑了不少部门，但是他们都说无能为力。”
实际上，这一困惑不止韩传鹏有，邱兴华案所有的被害人家属都有。韩传鹏与尹行巧一样，也向法院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尹行巧诉请法院判令被告人赔偿4.153万元，韩传鹏请求赔偿1.7万元。
何冉凤因名人效应获资助
对于这些民事索赔，邱兴华在一审时只是丢下这样一句话——“我愿意赔，但我没钱。”
但是，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时连一张“法律白条”也没打。该法院判决时认为，原告人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应予以支持。但被告人邱兴华家有5人，仅住3间土木结构瓦房，又无其他财产可供赔偿，故判决免予邱兴华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
对此，任邱兴华案审判长的安康中院副院长赵晓旭解释说， “原告人在法律上有这种权利，但是这种权利能否实现还要取决于许多客观因素。”赵晓旭说，邱兴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负债累累，为了躲债几年里面搬了六七次家。所有财产不过3间破屋，而且法律规定，执行要保障被执行人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不可能把房屋卖了来赔偿原告人，实际上卖了也不值什么钱。
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邱兴华杀人案发生后，因“名人效应”的影响，何冉凤一家倒是得到不少资助。记者在石泉采访时，就听何冉凤的同村人讲过，仅仅是一位河南人就给过她2000元的资助。当地公安部门也在安置何冉凤一家时出过力。在记者第二次采访何冉凤时，发现她平生第一次用上了手机。
当本月何冉凤再次获得资助进京“讨说法”的时候，尹行巧、韩传鹏等邱兴华案受害人家属被忽略的情况依然没有改观。尹行巧的情况算是好的，两名记者和镇上的干部看她“实在可怜”，自发给她捐了700元，这笔钱差不多相当于她家一年的收入，而韩传鹏等人“一分钱也没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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