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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劳斯莱斯轿车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日前，一名北京房地产商买走了一辆价值高达1700万元人民币(220万美元)的劳斯莱斯轿车。据说，这辆车是劳斯莱斯历史上最昂贵的。不仅如此，劳斯莱斯在中国销量的年增长率是50%，2006年约达到70辆，中国有望超过日本成为劳斯莱斯轿车的全球第三大市场。
中国真的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进入奢侈消费时代了吗？从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看，中国还不是一个有条件奢侈消费的国家。与日本相比较，中国的人均GDP 不到2000美元，而日本的人均GDP 已经超过3万美元。而且中国目前还有大量贫困人口。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如果把贫困线标准设置为人均年收入924元(北京、上海等地的很多高级白领一天就能赚这么多钱)，中国大约有7000万贫困人口。
为什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会提早呈现出奢侈消费的征兆呢？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贫富差距太大。据社科院最新的分析报告，中国收入最高人群与收入最低人群的实际收入差距约18倍，且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就消费来说，收入不同的人，消费边际效用也各不相同，于是他们所表现出的消费倾向也不一样。例如，穷人把钱都用来买吃的，因为人首先要填饱肚子；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白领们，吃饱喝足了则一心想的就是买汽车和房子；而拥有500亿美元家财的美国软件大王比尔·盖茨可以轻松掏出6000万美元为老婆、孩子建豪宅。中国的新富豪们家财万贯，常见的物品对他们已经没有多少边际效用，而只有新潮的奢侈品才能引起他们的消费兴趣。
于是有人会问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会引起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贫富差距造就了富豪，而经济学原理又“逼着”富豪们搞奢侈消费，这一环扣一环的实际情况谁都管不了，那么，中国就应该顺其自然，任奢侈消费自由发展吗？
虽然奢侈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过度的奢侈消费能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来更多伤害，所以中国不能沉醉于奢侈消费带来的临时快感中。
以那位房地产商为例，他之所以能举重若轻地买下1700万元的劳斯莱斯轿车，是因为他的家财巨大。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经营有术，另一方面是由于有广大“房奴 ”的支持。这些“房奴”因为房地产商经营有术，而不得不把更多的工资收入交给他。于是，“房奴”们的可支配收入实际上大量减少了，接着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消费计划，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减少在其他生活领域的消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位房地产商欠着全国其他行业一些“人情债”——假如他成功得小一些，其他行业的产品就能多卖出一些。
现在，那位房地产商还那笔“人情债”的方式竟然是花巨资买劳斯莱斯轿车，这种还债方式虽说能给国内其他行业一些小回报，但是，却把大部分利益留存在英国。
试想，那位房地产商价值220万美元的订单到达英国的劳斯莱斯轿车工厂后，车厂的英国工人们就多了一项生产任务，他们高昂的工资就更多了一些保障。所以，劳斯莱斯轿车的英国工人是首批获益人。其次，遍布全英各地的劳斯莱斯轿车配件供应商是第二批受益人群。接着工人们会买平日舍不得吃的味道鲜美的本地牛肉，所以英国农民成为再下一批的受益人群。不知几批之后，有英国人开始买中国人制造的产品(比如鞋、内衣等等)。到那时，220万美元中的一小部分才得以再次飞越大西洋，回馈一小部分给中国工人。
更严重的是，如果中国的富豪都热衷于狂买劳斯莱斯轿车式的奢侈消费，那么，所谓的中国奢侈消费时代只不过是一个财富流失的过程，非常像《红楼梦》中贾家由盛到衰的过程。
如何才能既不干涉中国富豪们的消费自由，同时又能引导富豪们的奢侈消费多为中国人服务？答案只能从富豪们边际效用上去找——那些他们没有用过的新奇东西。两千年前，汉代的司马迁曾描绘过一辆比劳斯莱斯轿车更加“昂贵而新奇”的车：那车上铺着蒲席，边侧种着苣草；辕前有衡木，衡木下挂鸾铃，轼前挂着和铃，缓步行走时，铃声和谐，如同演奏音乐一样；车上飘着九条龙旗，车厢上画着伏卧的犀牛和蹲踞的猛虎；马肚子上的腹带是用鲨鱼皮制的……今天的中国工人一定能设计出比司马迁那一款更豪华、气派的车。当然，中国富豪们也要调整自己的审美观，下决心多买些自己穷兄弟姐妹生产的劳动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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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用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物品都有用，人们消费物品后获得效用。每多消费一个单位量的物品，都能多获得一些额外效用，这些额外效用就叫作边际效用。边际效用随着消费量增加而诸次减少。比如，一个消费者连续吃冰糕，吃第一根冰糕好吃，吃到第五根时便会感到索然无味。如果他想再多消费10元钱，他一定不会再选择冰糕，因为冰糕对他来说几乎没有边际效用，而是会去选择能让那10元钱产生更多边际效用的其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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