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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一位来自河北秦皇岛的来京务工人员，在北京的马路上遭遇车祸，肇事者逃逸，亲朋无力相助，好在北京良乡医院出手接收了他，但是花销3万余元后，医院不愿继续承担救助责任，将昏迷中的病人送到他家乡秦皇岛的一家医院。
无论主动救助到被动救助，两家医院似乎都有说不尽的苦楚，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并没有殒灭，难的是救人一命的社会成本该由谁来承担？
在京务工农民工被莫名其妙地从北京良乡医院送到秦皇岛柳江医院
2007年1月12日，躺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柳江医院病房里的白树金不停地抽搐着身体，他并不知道，在遭遇车祸的这段日子里，他被人为的从一个城市公立医院转移到另外一个城市民营医院，在转治过程中，两地的医院发生严重分歧，甚至地方政府的救助责任也被卷入争议之中。
“我已经没有能力接受他了。”当白树金75岁的父亲锁上家门拒绝他回家的一刹那，似乎注定了要有一场涉及社会救助体系的争论发生，在这场争论中，有政府、个人和医院，他们似乎都很有道理，又都似乎难以说得清楚。
柳江医院院长孙志明对《公益时报》记者说，“给我最直接的感觉是，良乡医院被人打劫了，然后他们又过来打劫了我，我不是不能收治这个病人，也不是不能承担这个病人的医疗费用，但是，我要替这个社会救助过程讨个恰当的说法！”
即便孙志明表示，让白树金的有关亲属可以去状告北京良乡医院遗弃病人等一系列罪状，但现实是，没有人站出来替白树金说话，包括他的亲人、乡亲和地方政府，没有人去过问白树金到底是如何遭遇生命重创的整个过程。
不可否认的是，几乎所有的人，在面对这个双目失明、双腿无法站立、刚刚做过开颅手术、神智并不完全清楚的弱者面前，退缩了。
柳江医院的被动介入
2006年12月26日，距离新年到来只剩下5天时间了，作为一家改制后的民营医院，秦皇岛市抚宁县柳江医院也挂起了迎接新春的红色条幅，一切显得那么平静而温和。
清晨6点30分，天刚蒙蒙亮，值夜班的急诊科大夫李爱江正在收拾材料，准备下班。突然，一名中年男子来到他办公室，声称有一车祸外伤患者需接受紧急治疗。李爱江飞快的奔出办公室，走向门外停着的一辆标有“北京房山急救中心”的面包车。
据这一陌生中年男子称，他与患者是同村去北京打工的，名叫“王占权”，因患者家属负担不起在京高额医疗费用，想回家就近治疗。此人提供的信息是，伤者叫白树金，在京务工时遭遇肇事者逃逸的车祸，已进行过开颅手术。
“他亲哥正拿着病例由北京往回赶。”这个人说完后，还在柳江医院的病例记录上留下一个手机号码。躺在救护车上的伤者也口齿不清地说：“我叫白树金，家住青龙祖山镇安门口。”而且，还自称“王占权”为二哥。
作为职业医生，李爱江建议患者马上进行CT复查，准备入院事宜。
“王占权”犹豫片刻，决定交款带白树金进行检查，结果出来后，由外科值班医生牛彦昆诊查患者，收入外科治疗时，“王占权”帮着办理入院手续，且交了2000元住院押金。
当患者用担架送至三楼外科住院部后，“王占权”对医生说，他们连夜赶车又困又累，要先出去吃点早饭，留下一个手机号码后，就带着同来的七八人离开了。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直到第二天下午，也没有来人过问白树金。值班医生反映给院长孙志明时，他起初还以为是家属回家筹集医疗费，可后来一想，便马上拨打了对方留下的电话号码，结果提示为空号。
“不会是犯罪分子干的吧。”想到这里，警觉的孙志明马上向附近的抚宁县公安局柳江派出所报案，并当即会同民警一同赶往祖山镇调查。
孙志明对前往调查的《公益时报》记者表示，直到他赶到祖山镇政府，经副镇长王海峰介绍后，才放心，原来，这个患者的事件还牵涉着另外一家外地医院——北京良乡医院，此前已经协调多次。
事实上，当安门口村主任王占权出现在孙志明面前时，他才明白，那天到医院送治的“王占权”是假的，他的医院收治的是一个无人收留的尴尬病人。
在患者白树金家中，孙志明也发现，只剩下了一个75岁的老父亲，家中穷的甚至连棉被和取暖用的柴火都没有，吃饭还是问题，而白树金惟一的哥哥也“嫁”了出去，那边家境更是贫寒。
孙志明当即决定，一是跟地方政府交涉，二是马上要跟北京良乡医院取得联系，看一下病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受伤？要良乡医院承担应该的责任。
面对前来调查的《公益时报》记者，祖山镇分管民政工作的王海峰副镇长说，“我们当时不是不接受白树金，而是北京良乡医院带的手续并不完备，万一有问题，责任要谁来承担？而且，我们是很积极的在与他们进行沟通协调解决，但后来他们在协调中携带患者逃跑了。”
但是，对于王海峰副镇长的说辞，负责处理此事的北京良乡医院一名曾姓科长表示不认可，在他看来，在当地家属无力接受、当地政府固执不作为的情况下，他们是被迫离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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