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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统一政策的同时，如没有留下一些能根据实际采取灵活措施的空间，国家的创新能力便会受到影响
深圳未来的发展，最值得重视的是与香港的合作。深港两地的合作应有战略性大思路
除了深港，中国具备条件建设世界级大都会的还有京津和上海地区
“15年了，我确实很怀念小平同志！”和两年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一样，李灏又习惯性地挥舞起右手，“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地看问题，的确让我们非常受益。”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二次南巡时，李灏任职深圳市委书记。他于1985年到深圳主政，在特区“非常时期”一度给人以“铁腕”印象。现虽已久居二线，但他对“一都两市”或“一都两区”的深港一体化憧憬，对深圳经济特区使命及前途的思考，从未停止过。
值此小平二次南巡15周年，作为该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人，80岁高龄的李灏再次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如果没有15年前的讲话
《第一财经日报》：1992年小平南巡时的一个大背景，是当时国内出现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等争论。当时深圳的情况是怎样的？作为深圳的“一把手”，您对小平南巡有着怎样的期待？
李灏：深圳特区从建立开始到小平南巡，其间对特区的非议、反对声音一直不断，主要便是围绕建立特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特区进行的各项改革，是顶住各种压力，冒着很大风险进行的。
这期间，我们在致力于发展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的同时，率先进行了物价、劳动工资、国有企业、外汇、证券市场、土地住房、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监督等多方面的改革探索，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
但这些改革对或不对，期待着小平同志来检查指导。当小平同志给予充分肯定，并斩钉截铁地说特区姓“社”不姓“资”时，特区人真是感动得热泪盈眶。当然，我们也想将今后要做的事，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指示。
由于行程比较紧张，一直没有找到更多汇报的机会。在小平同志要离开深圳的前一天，我盘算了一下，还有几个问题我还没有向他汇报，于是在第二天去蛇口的路上，我在车上向他汇报了今后的几点打算：
第一，进一步放开一线、管好二线，也就是要构建一个类似香港的自由港区；第二，搞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金融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把第三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第三，撤销宝安县，建立三个区，逐步推进特区内外的农村城市化。
这三个打算当场便得到了小平的首肯。他说：“我都赞同，你大胆去干。”现在看来，其实这几个设想都还在逐步实践中。
《第一财经日报》：小平南巡时曾寄望深圳“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试敢闯”，“你们要搞快一点”。您当时是如何理解这一精神的？
李灏：我的理解是，这句话不仅是对深圳、也是对全国讲的。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心中装的是我们整个中国和人民，想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境况，早日实现现代化。他对深圳人的叮咛，不更是对全国的期望吗？
小平南巡并不是我请来的，我之前曾几次请他来深圳看看他都没来，这次我还未来得及邀请，他就主动要来了(大笑)。
深圳成为小平南巡的目的地是必然的。因为深圳是他推行改革开放的实践地，如果实践是成功的，也就证明了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走得通的。从创建特区开始，他时刻关注着深圳每一步的发展，关注着牵动全局的试验。
《第一财经日报》：您认为小平同志南巡及发表的重要讲话关键解决了什么问题？
李灏：南巡讲话对全国而言，既是动力又是压力。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体制被正式写入党章和宪法。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用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走得通的。
要处理好普遍政策与特殊政策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地方，不统一不好，统得过死也不好。在实行统一政策的同时，如果没有留下一些能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措施的空间，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便会受到影响。假如当初中央不让广东、福建在改革开放上先走一步，不允许特区作改革试验的话，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的改革开放将如何向前推进，也不会有今天的辉煌。
《第一财经日报》：小平南巡时在深圳、珠海等地视察的企业，大都已今非昔比，深圳更是涌现出大量优秀的民营企业，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李灏：深圳的确在之后的15年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这一现象一点也不奇怪。首先，深圳在当时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便已开始发生改变，国有企业在进行政企分离后，也不再占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同时，为搞活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我们还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我们对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再次，1987年，我们便出台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决定，鼓励兴办各种形式的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的发展，体制环境很重要，不是说政府下命令办好哪个企业就能办好。而在同样的环境下，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成功，还须要有一批富有才干的管理人才和技术骨干。这些企业能在深圳诞生，按照华为公司老总任正非的话，是因为深圳当时能为他们提供“准生证”，是因为深圳着力营造一个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土壤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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