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孙女在一起
我的退休方式要简化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3人“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
9月4日,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几辆小轿车驶过喧闹的大街,前后有序地驶进景山后街一个僻静的胡同,在两扇铁门前停了下来。这就是邓小平的住处。
江泽民等几位中央领导从车里走下来,在工作人员的迎候下,走进了宽敞明亮、陈设简朴的屋子里。邓小平和他们一一握手后,面对大家开门见山地说:“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
邓小平挥了一下手,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邓小平耐心地解释:“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
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作政治交待时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
邓小平与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座谈时,真诚地提出,“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我多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认为,实行退休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坚定地表示:“退休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吧。”
未等前一支香烟的雾团散去,邓小平又点燃第二支烟,他伸出两个指头说:“第二个问题,退的方式。”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反复考虑,并且也同杨尚昆谈过,就是越简单越好。邓小平认为,简化比较有利,特别是从自己简化更为有利。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实在没有必要,也没有什么好处。邓小平说:“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他一一地看着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诚恳地嘱咐:“我的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同一天,邓小平郑重地向政治局呈上了请求退休的报告,要求实现“全退”。这封不足700字的辞职信,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这位老党员、老公民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之心。 邓小平终于说服了中央常委。政治局决定,将邓小平退休问题提交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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