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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部分农村“信教热”的影响
邪教对西部农民危害最大。而其扩散背景，则是西部农村“信教热”。记者发现，从陕西延安到榆林，再到宁夏西海固和甘肃庆阳，无论是从汽车窗口看到的公路附近村庄，还是随机走访的山村，都有一个共同点：“村村有寺庙、见神就祷告”。
记者在榆林市榆阳区余兴庄乡的余兴庄村看到，十多位老人正蹲在墙头晒太阳扯家常。一位老农说，我们这里没啥文化活动，最热闹的就是村里修的龙王庙举办庙会。43岁的余兴庄村村委会主任余阳山，是当地有名的阴阳风水先生，一年光是看风水的收入就在两三万元以上。他说，当地村民有浓厚的庙会传统，虽然经济上很贫困，但家家户户都上庙会，3元、5元的布施都愿意上。
榆林市民族宗教局副局长胡统金介绍，截至2005年底，全市106处宗教场所，教职人员120人，约有20万信教群众。庙会活动日趋活跃，农村建庙几乎达到一村一庙的程度。
陕甘宁三省区主管民族宗教事务的干部们一致反映，近年来农村大建庙宇已成普遍现象。陕西靖边县民族宗教局局长蒲文泽说，现在一方面是村村有寺庙，另一方面是很多人“见庙就进，见神就烧香磕头”。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县22个乡镇有297座庙宇，这还不包括未统计在内的小庙。
对此，陕甘宁革命老区的部分基层干部直言，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面“地下宗教”快速扩张，一方面政府却缺乏有效监管，县、乡、村三级信息不灵，对宗教家底不清，有些县甚至至今没有专门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严重存在无部门管、无人管、不会管、不敢管的问题。
地下宗教向农村转移
农村近年来寺庙“兴建热”的背后，是部分农民对各类宗教活动的追捧和信任。
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农民现有文化活动主要是喝酒、打牌、看电视。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经费更加捉襟见肘，这使得本就被忽视的农村文化建设更加被边缘化。
陕西省委党校党建研究部主任岳东峰认为，现在一些基层干部在思想观念上仍然保持“重经济、轻文化”的惯性，忽视农村文化建设和农民精神文化需求，这是导致部分农村地区“地下宗教热”兴起的重要原因。
《瞭望》新闻周刊在调查中发现，因为城市的管理能力相对较强，地下宗教、邪教力量的活动近年来出现一个明显趋势：向农村转移。
陕西延安、榆林、宁夏固原和甘肃庆阳四地公安部门介绍，“门徒会”、“实际神”等邪教势力派出传教者在农村走村串户“传福音”，隐蔽活动频繁，有关部门难以打击和控制。
一些“地下教会”跨地区传教和举行非法家庭聚会活动抬头。因为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已成普遍趋势，这些在农村发展的信徒在流向城市后，又逐渐汇集到当地的所谓聚会点。
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人王杰说，在农村，地下宗教活动泛滥到一定程度就会组织起来争取利益，寻求代言人，甚至争夺政权。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实际上，近年来在陕甘宁一些农村地区，宗教场所滥修乱建现象愈演愈烈。
王杰说，维护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与合理有度依法管理应该两手并重。在基层，为了平衡矛盾和维护短期稳定，有关宗教问题在宗教力量较强地区存在一种泛化的趋势。
一些参与管理、监控、打击地下宗教、邪教活动的干部们不无忧虑地说，这些力量采取从农村突破，不断“圈地”做大，然后逐步向城市渗透的策略，令人警惕。因此，将防范和控制邪教的工作重心尽快下移到基层已是当务之急。应尽快建立起有效遏制“有神论”坐大成势的体系和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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