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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生活，他们是知足的又是忧虑的；面对未来，他们的“梦”是多姿多彩的又是迷茫的；面对自我，他们是自信的又是自卑的……他们作为一个“随波逐流”、影响逐渐扩大而备受社会关注的特殊群落，被社会统称为“农民工二代移民”。这些追随打工父辈身在异乡的孩子究竟过得怎么样？他们正在做什么又在想些什么？本报特以“移动送祝福·传递家乡情”慰问川籍务工人员巡演活动为契机，对川籍农民工“二代移民”生存现状作了深入关注。
7成“新生代”想融入城市
“长大了你想做什么？”面对这样的职业期望，本报调查发现川籍农民工二代移民呈现了“多样化”和“现实性”两大特征。
通过对在深圳、广州、厦门等地川籍移民家庭的30个孩子进行调查，记者发现他们对职业选择的范围很广。在被调查对象中，有想当建筑工程师、科学家、专职教师、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也有想当军人、医生、音乐家、运动员、画家、律师的，还有想当货运驾驶员的，想接父辈的“接力棒”开个公司当老板的……
本报发现，“移民家庭”子女对职业选择所展示的“五彩缤纷”的梦想，正是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在农民工二代移民生涯规划中的折射：城市分工的细化、产业的多元化、劳动力就业的市场化，使他们的职业选择范围已经大大拓宽，不再像过去在农村“坐井观天”的环境下，没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对此，省社科院有关学者指出，这种现状也是城市生活中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在农民工二代移民职业价值判断上的反映：为理想、为志趣、为金钱、为地位、为家庭、为自我……种种职业动机在“二代移民”尚不成型的价值体系中竞相发挥影响作用，不再像过去农村淳朴的自然环境那样单纯。
“这座城市美丽，我当然不想再回到家乡！”在上海巡演现场，在当地一所中学读高二的内江籍女孩小燕在面对未来“归宿”时表示，虽然自己“根”在四川，也许自己一辈子都走不出对故土的那份眷念，但她决不愿意再回到已经陌生的家乡。在上海生活了5年多后，她有了自己的“圈子”并习惯了这座大都市的繁华，她渴望自己真正融入这座繁华的城市，成为一个真正的“上海人”……
本报调查发现，90%以上的川籍务工人员都表示将来要回到家乡去，然而70%的农民工子女却明确表示出了不愿再过父辈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们不满足于被当作是“城市的过客”和外来者，他们已做好在城市长期生活和工作的打算，并希望被新的城市接纳，早日融入到“主流社会”，成为城市真正的“主人”。30%的农民工“新生代”表达了想回四川创业的渴望，但一般都选择在城市生活。
【生活写照】
一个民工孩子的“城市生活”
1月13日傍晚，当记者来到广州番禺区某建筑工地旁的一间灰暗的出租屋里，随父母来自四川苍溪县的13岁女孩杨柳正在洗着几大盆的衣物。“爸妈每天的活路都很忙，家务活基本都是我一个人承包了的！”杨柳那双小手已被冰冷的自来水冻得发青，从下午放学回家后，她已持续洗了两个多小时了。
杨柳每天7：00就起床了，吃了早餐后再赶30分钟的公交车到一所民办中学上学；中午12：00准时回家做饭；下午1：30，她赶往学校上课，下午5：00再赶回家，买菜、做饭、洗衣物、打扫卫生，晚上得花费两个小时的时间温习功课……这就是杨柳每天日复一日的生活写照。
“与村里的孩子相比，我觉得已经不错了！”尽管每个日子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自己的“娱乐空间”，但杨柳还是感到很满足，在这里，有比老家更多的东西吸引着她。
在这个典型的“移民家庭”，杨柳的父母告诉记者，这孩子跟父母到广州生活已有8年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杨柳自幼非常懂事，生活非常节俭，很懂得体谅父母的疾苦……
杨柳对自己的学习环境是满意的，但她却时常担心着———她不知道这样的“城市生活”到底能持续多久。因为她的父母时常表示，也许他们这个家庭还得回到家乡去，她很担心这样的“新生活”有朝一日得而复失。
知足与忧虑同时并存，是本报调查的川籍农民工二代移民对城市生活的真实感受。记者发现，在深圳、广州、厦门、昆山、上海等地的20多个川籍劳务工移民家庭中，与过去更为艰苦的农村生活经历相比，尽管这些移民家庭在城市中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地位，但这些家庭的孩子对城市的物质生活也都很容易“满足”。
与此同时，调查发现移民家庭80%的孩子对今后在城市生活的前景表现出深深的忧虑。据社会学家分析，移民家庭子女这种对“生活前途”的忧虑，多源于父母在城市生活压力下的不确定性。毕竟，“移民家庭”仅是城市的一种“补充”，在巨大压力面前他们仍然只能挡在城市的大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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