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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基本不按说帖讲话
青周：给小平当翻译，有没有令你措手不及的时刻？
高：当然有。其实，每次重要的外事会见，外交部都会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准备说帖(talking points),很多领导人都会参考说帖会见外宾。但是小平从来不用说帖，总是直接阐述的自己的理论和观点。这给翻译的压力是巨大的，如何准确地把握小平的意思，不偏不倚、准确无误地进行翻译，这是一大挑战。
1986年，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尔夫妇来华访问，会见小平的前一天他们去八达岭长城参观，路上发生了车祸，肇事的是一辆军车。虽然没有伤及多尔本人，但是车祸给美方影响很大。
在小平接见多尔夫妇之前，有关部门的领导向小平汇报了车祸情况。小平听完汇报之后，并没有责备大家。但是，当多尔夫妇入座之后，小平直接对美国客人说： “多尔先生，我要向你道歉”。多尔一时无所适从。小平接着说：“昨天的车祸，肇事的是辆军车，司机是个军人，我是军委主席，没有管好司机，因此向你道歉。”我在翻译过程中，眼睛都湿润了。小平的一声道歉，使美国客人深深的感动。道歉在中文里意思很明确，但是英文中有不同的表达方法，根据不同的情况和场合，可以选用不同的措辞。由于我头一天陪同多尔夫妇参观长城，对整个车祸情况和我方的处理十分了解。因此可以选用最适合这个场合的英文措辞来翻译小平的意思。
青周：您给小平当了差不多4年的翻译，他语言有什么特点？
高：小平的用词造句言简意赅，直截了当，生动活泼，口语化特别强，从不拖泥带水。小平的语言是老百姓的语言，来自生活，来自民间，朴实无华。他经常用通俗易懂的俗语来表达大理论，大概念。例如“翻两番”、“留有后手”、“不买脸”、“要对付不要应付”等等。有人说小平的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子弹，颗颗击中目标，确实如此。
小平会见外宾时，他善于倾听对方，一旦开始发言，他就像个预言家，一看就是20年，一谈就是50年，一展望就是70年，一憧憬就是100年。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50年不变，100年不变，等等等等，这些是他经常谈论的话题。
当整个民族仍然在彷徨摸索的时候，小平表现出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先知般的洞察力，既有远见卓识，又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执行力。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亲耳聆听他的很多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平的很多预言都已经或正在变为现实。
每次会谈我必备：风油精、清凉油、五支笔、三个本子
青周：给小平当翻译，现在回想，有没有让自己觉得遗憾的事情？
高：为了不让自己留下遗憾，几乎每次会见之前，我只有保证自己做了150%的准备，才会罢休；而每次会见前夜，我通常不怎么睡，要做最后的冲刺准备。我的认真也得到了部里的好评。1985年到1987年，我连续三年都被部里评为先进工作者。这在外交部是非常罕见的。
另外，我每次会见时，都会必备两样东西：清凉油和风油精。会见前，风油精涂太阳穴，清凉油涂鼻下，这样做就是要让自己保持绝对的清醒。此外，我通常会在西装的内口袋里装5支圆珠笔，三个笔记本，(笑)，正常情况下，一支笔一个本子足够了。但就是要做好足够充分的准备。那个时候，真的有点像是站在10米高台上的跳水运动员，你孑然一身，你必须要靠自己的能力去进行完美一跳。
要说遗憾，就是当时我真的很年轻，总是想这次见了，隔几天或一周，下次还会在这里见面的，就一门心思翻译，其他的总觉得还有时间去关心，很多关于小平的细节没来得及更细腻地去体会。
10年前的2月23日晚10时左右，一辆小轿车从位于复兴门外的光大大厦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部缓缓驶上长安街，向天安门方向驶去。这辆小轿车围绕着人民大会堂缓慢地环转了三圈之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小轿车里坐的就是高志凯。几天前，邓小平逝世。在邓小平灵柩将被送往八宝山的头一天晚上，已经离开外交部长达9年的高志凯用这样的方式默默地向小平做最后的送别。
一有机会便向人介绍我所认识的小平
青周：像你这样工作业绩突出的人，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前辈那样，成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官，而是选择离开？
高：我离开外交部纯然是为了求学。当时我很崇拜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包括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都尊称他为“基辛格博士”，他是国际关系专家，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我当时把基辛格博士当作楷模，树下理想也要攻读国际关系的博士学位。我希望自己的墓碑上能刻上“高志凯博士”。你看我那时候的照片，我戴的眼镜都是方方大大的黑框眼镜，这也是模仿基辛格博士的。于是，我在1988年开始报考耶鲁大学。还是要感谢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我才能如愿以偿地去实现自己的求学梦想。
青周：给小平当翻译的经历是不是为你后来的人生成功提供了诸多的便利？
高：这么些年，我很少主动跟别人提及我的这段经历，因为我自信，我后来的每段经历都足以支撑一个完整的自我。但是小平太伟大了，一旦人们知道我曾经担任过小平的翻译，都会对我表现出好奇，也会对我产生特殊的情感，有些人甚至会肃然起敬。即便是在国外，我都有过这种感受。
1997年10月，当我陪同中国移动(香港)在纽约股票市场挂牌上市的时候，当纽交所所长获悉我曾陪同邓小平于1986年在北京会见过他的前任，他特意邀请我同中国移动(香港)的领导一起按响了当天纽交所开市的铃声。当我于2004年再次造访纽交所的时候，纽交所特意把当年邓小平会见范尔霖的一张照片赠送给我。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邓小平。我在国外的年月里，经常向外国人介绍和宣传我所认识的邓小平。由于我有着为邓小平亲身服务的难得体会，我会用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去宣传和传播小平的伟大。
老人家唯一一次说英语尽显可爱
青周：现在，提起为小平当翻译的经历，心情还是不能平静？
高：有机会在伟人身边工作，的确是一段让很多人都羡慕的经历。但他除了给我先知、智者的感受之外，也有平常人的一面。
他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的那一次，由于宾主交谈甚欢，他亲自把温伯格送到福建厅的门口，并在分手时开口说了一句英文“good-bye”。这是我印象中，小平唯一一次说英文。我当时条件反射般地把它翻译成中文，附在小平的耳边大声地说了一句“再见”，纯然没有意识到这是他老人家自己说的话。这时候，只见小平扭过头来，略带嗔怪地瞪了我一眼，然后他自己再用中文说了声“再见”。现在每每想起这个情景，历历在目，当时的老人家是多么可敬可爱啊。
青周：离开他之后，你还特别关注他吗？
高：离开小平之后，我总是在顿悟，中国的发展不断印证了他的预言。每每顿悟到这些，对他的崇敬就会倍增。年轻的时候，尚不懂得珍惜，为自己的求学理想，匆匆地别离了这份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假若时光可以倒流，我真希望能为小平再多工作几年。
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其中有三篇文章是根据我陪同小平会见外宾的记录整理而成的，每每读到这些文字，我心里总是沉甸甸地充实。这些话当时听起来是多么大胆自信，而现在看起来却是那么朴实准确。
2004年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在《人民日报》和《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回忆我给小平当翻译的一些经历。没想到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反响很好，很多人都说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这才意识到，我原先打算珍藏在自己内心的这段经历不应该属于我一个人，而应该交付给历史，让大家都能分享。
采访手记：用一辈子来纪念
一见到高志凯，他就递上一份来自国家博物馆的公函复印件。原来，他在撰写《我给小平当翻译》的回忆录时，决定给以前陪同小平会见过的一些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其他一些小平会见过的外宾分别写信，收集他们对小平的回忆和印象。其中有四封分别来自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冰岛共和国前总理赫尔曼松、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的亲笔回信已经在2006年8月的《财经》杂志节选刊登。国家博物馆把这四封信视为当代文物，希望能够收藏。
高志凯已经决定，除了请小平会见过的外国友人回信之外，还要给并未见过小平、但是属于世界名人的人士写信，请他们谈谈对小平的印象和评价。高志凯说：“《论语》并不是孔子亲手书就，而是弟子们一点一滴回忆所成。邓小平决定不写自己的传记，那我们就应该一点一滴，积少成多，记载他的伟大。”国家博物馆的来信更加坚定了高志凯的信念，他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做好这件事，用一辈子来纪念邓小平。
高志凯
1962年出生于苏州。1983-1988年间在中国外交部工作，自1985年起担任邓小平翻译；1993年在耶鲁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曾担任华尔街律师，摩根士丹利副总裁，参与创办本土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之后又有担任香港政府官员、香港大型公司的高管，现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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