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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从党的十三大报告到十六大报告都有集中的论述，其中1987年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内容最多，其篇幅都超过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总和，提出的方案也较为具体，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当时首先就明确提出了”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时隔20年后的2006年10月8日～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九大目标和任务之一，就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
2007年1月，被誉为“良心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在《北京日报》发表《2007年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中提到：在新阶段我国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中，政府自身的改革是要害所在。我们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落后于大众的预期和社会的实际需要，使良好的公共治理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一项最具稀缺性的公共产品。如何在有限的政府资源的约束之内进一步强化、优化公共服务职能，跟上社会需求不断提高的步伐，是今后若干年中各级政府都将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
实际上，在2005年底到2006年初前后，就曾经出现一次对改革方向的一场新的争论。面对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当时提及的一个基本论题是：在中国目前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条件下，社会基本矛盾是否有了新的变化？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产品严重不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新阶段的基本矛盾。这场争论基本以原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即引发推动中国第二次改革浪潮舆论的皇甫平)的文章《改革不可动摇》而取得共识，最后以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保总理在2006年“全国两会”上的小组讨论讲话而息争。
周瑞金在《改革不可动摇》等文章中提到，“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情形愈来愈严重，主要是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出现了问题。政府原本的功能应该在调节经济政策，监督经济，管理社会，增加公共服务的使命，政府的功能未转变在公共服务上。” “中国改革继续向前发展，最主要的是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多发展社会福利，解决公共品欠账的问题。换句话说，改革该改到政府头上了。”
引人注目的是，2007年1月，《中国经营报》、香港《明报》接连刊发专访周瑞金的文章，都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他说，“今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时机。当前改革中出现的很多新矛盾、新问题，都联系到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有新的政治体制相配套，在传统政治体制下，不可能使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完善。以前，我们的关键问题是找出市场经济这条道路；而现在，我们的关键问题是，完善市场经济道路需要政治体制改革配套”。
无独有偶，不久前《炎黄春秋》杂志刊发《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一文，详细记录了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其中尤其提到，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时的那一套，因此，必须启动政治改革，实现“计划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时向人民庄严的承诺。这是中国共产党还未完成的历史任务。政治体制改革最需要的就是勇气。经济改革要有勇气，政治改革更要有这样的勇气。政治体制改革是得民心顺民意的好事，会得到中国多数人的拥护，有这样的民意基础，改革不会乱。”
周瑞金希望，今秋召开的中共十七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推动中共党内政治体制改革，给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矛盾死结寻求解决之道。”
两会关注点：政府职能转变 公共服务 权力制衡 民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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