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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3月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驳斥了有关“中国是一个威胁”的说法，并表示，凡是能够理解和认同中国外交理念的人都不会视中国为威胁。秦刚重申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外交理念。他说，中国不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强加给别人。中国主张大小国一律平等，倡导多边主义，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不动辄诉诸武力 |
近来，“中国威胁论”又衍生出新的版本：“中国在非洲实施新殖民主义”、“中国导弹威胁论”、“中国军力威胁论”等甚嚣尘上。美国副总统切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样位高权重的人物都公开指责中国的军力发展“负面影响甚大”。
对此，国内媒体发出了自己的声音。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就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中国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笔者在英文网站搜索时，发现这句话被法新社所转载，冠之以《温家宝：中国需要世界和平持续发展》的标题。由中国领导人发出的中国声音，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有效反驳。
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是另外一个有效的渠道。面对日本政客中川昭一“日本可能成为中国的另外一个省”的言论，秦刚反问道，日本，一个国土面积只相当于中国二十五分之一、人口只相当于中国十分之一的国家，却拥有庞大的军费。中国的军费只相当于日本的67%，中国的人均军费只相当于日本的7%。一个无论是人口还是领土面积都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却维持着如此庞大的经费，还在不断地叫嚷“中国威胁论”，请问其真实目的何在？
另外，面对“中国军事威胁论”，《学习时报》刊载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的文章，表明中国不该用沉默对抗“威胁论”；《中国国防报》也于1月23日刊文批驳“中国航母威胁论”，指出外电炒作的水泥航母是博物馆而已。
在国际信息流几乎被西方传媒垄断的当今世界，我们如何做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很重要，这一点做的非常出色的有著名理论家郑必坚先生。他近年在美国的演说，以及在《外交》季刊发表的长文，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思想，一时间“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成了学界的流行词汇。
很可惜，现在中国人写的客观介绍中国的书，很少能在西方流行。无论是在华盛顿、东京还是柏林的书店，很难找到这类著作。
不过，笔者最近接触的武晓迪博士算是特例。他在美国雪城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在亚马逊书榜上一度排名前列。这本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驳斥了“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对中亚威胁论”。这位已投身商界的学者和笔者聊天时说：“别人说你威胁，你说你爱好和平，没用；你要有理有据地说服他。”
作为商人，他批驳“中国威胁论”时另辟蹊径：“西方说中国在非洲是新殖民主义，可我觉得，商家无利不起早，非洲基础设施差，西方公司不愿意去。我们去了，以低利润促进当地发展，过几年，基础设施好了，西方的公司自然就都去了。我觉得，中国进非洲，就像当年摩托罗拉进中国市场，最开始一枝独秀，后来是大家都来竞争，非洲也是这样。”
近几年，中国热持续升温。美英主流媒体纷纷加大对中国报道的力度。不过，有些媒体的过分吹捧，又变成异化的“中国威胁论”。2月27日，佐格比公司的调查显示，阿拉伯世界的人希望法国或者中国来作世界领袖。中国人看了这个报道或许沾沾自喜，可当今的“世界领袖”看了会加强防范。
总体来看，批驳“中国威胁论”靠前述这些手段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将“中国威胁论”的危害降到最低，需要去影响那些操纵媒体和拥有媒体的人；再进一步，是影响那些系统地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学者和对国家大政方针有决定性影响的政客。
要影响这些人，就要多请他们到中国来看一看。这方面有成功的案例可供咨询：2006年，美国国会推动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的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来到中国访问，回去后他们的调门明显降低了很多。这几年，外交部组织外国记者访问，不再限于深圳、上海等发达地区，而是带他们去云南、贵州的偏远山区，让他们亲眼看看中国落后地区的状况。这些人发出的接近于真实的报道，从不同的角度诠释着中国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批驳了“中国威胁论”。
在请进来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把眼界放得更开一些，可以让那些对中国不太友好的人士也来中国看看。可以说，一个愈加开放、更加透明的中国会让那些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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